刑法研究的心理痕迹－《刑法的辩护与批判》后记

欧锦雄


　　时间总是在自然地流逝，屈指算来，我从事刑法学的教学科研工作已达二十一年。自从摸到学术研究的门路后，我对学术研究逐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探究学术问题的真谛是一个艰难的追寻历程，其间研究者往往需要付出利益或快乐的代价，然而，一旦学术问题得以解决，其投稿出去的文稿被刊物发表，其愉快的感觉是难以言表的。学术生涯其实就是苦中找乐，也可以说，学术研究是学术人的苦乐游戏。这些年来，我就一直在玩这苦乐游戏。

　　自从对刑法学产生研究兴趣以来，我总是以撰写论文的方式研究刑法问题。我也曾考虑过出版两、三本个人的学术著作，并一直在努力工作，本打算几年后再完成这一心愿，然而，2006年底，我有幸被评为“2005年度广西新世纪十百千人才工程第二层次人选”，并从财政上获得科研资助。这激励着我去早日实现这一心愿。《刑法的辩护与批判》一书是以近十年来我研究刑法理论的部分科研成果为基础，经过最近一年多时间继续刻苦钻研而完成的。为了完成这科研项目，在近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充分利用了各种业余时间来从事研究工作。在这一年多的所有节假日里，我几乎都是在爬方格子中度过。本书中的“中国刑法发展的沉思”、“科学犯罪构成模型的追寻”、“法定的刑法因果关系理论之构建”、“刑事责任真谛的追问”、“主观解释和客观解释之争”、“扩张解释与类推解释的辨析”、“不作为犯罪的概念和范围”、“‘ 单位主体和自然人主体行为构成竞合论’ 之提倡”等内容即是在近一年多时间里完成的。本书的许多前期研究成果曾在法学报刊、杂志发表过，在将这些前期研究成果纳入本书前，我对许多内容进行了修改或调整。

　　二十一年来，我在不断地阅读各种法学书籍，在不断地笔耕，在教学中成长，在写作中进步，与岁月同行，不知不觉中人到中年。年龄的增长自然产生一些人生感悟和学术感悟。在此，不妨畅谈一下，以抒胸意。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中期，刑法学界普遍否定法人（单位）可以成为犯罪主体，并在理论上言之凿凿，但是，到了同一世纪的九十年代，赞同法人（单位）可成为犯罪主体的声音占据上风，并在理论上进行了全面的论证，被立法机关采纳后，其在新刑法典里确立了牢固的地位。近些年来，司法实务界出现了滥用扩张解释之风，惩罚不纯正不作为犯罪也似乎成为理所当然之事，而支撑其做法的刑法理论早已存在，并得到不断强化。凡此种种，让我觉得刑事领域出现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幻景。近年来，随着恢复性司法、刑事和解理论的突起，司法实务界广泛地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去罪、免刑或减刑。这一现象又让人体会到“欲去之罪、何患无辞”的感受。刑法理论一会儿左，一会儿右，孰真孰假？从这一现象可知，刑法理论对立法和司法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这也让学术人感到自身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学术人不应带着个人功利的目的去研究问题，而应理性地思考问题。学术要创新，学术要求实和求真，学术人应具有社会责任感，应积极参与到学术的辩护和批判之争论中，以追寻归真的理论去指导实践，让社会法律制度合理，让公平、正义永存人间。

　　这些年来，随着读书的增多，思考领域的扩大，产生了许多想研究的问题，许多论文的腹稿已有，一些专题的学术专著构思已产生，但是，我渐渐地感觉到身体大不如前，出现了力不从心之感觉。我在撰写本书过程中，曾一度使自己身体劳累过度，因此，深深地感到学术研究者确需有个好身体。我国一些著名法学家，学术成就卓著，著作等身，我想，这除了与他们具有非凡的聪明才智以外，也与他们具有硬朗的身体不无关系。可见，搞学问的人一定要持之以恒地锻炼身体，以保证有旺盛的精力开展研究工作。

　　人各不同。学术人要学术、要生活，要求实和求真。近几年来，我时常警醒自己：学术作品不宜求多，但要尽可能力求精与真。我希望自己用心写成作品，并应敝帚自珍。当然，作品是好是坏，应由人评说。但求自己尽心去完成的作品会对社会有些许的作用。

　　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价值如何评价，这是社会科学界较关注的问题。有人认为，某一社会科学研究成果是否有价值，应以它是否为实践部门所采纳，或是否直接指导了社会实践为参考依据。就法学研究成果而言，应以这一成果是否被立法或司法所采纳为依据，或者是以能否直接指导其他法律适用活动为依据。我认为，这一认识具有片面性，这里存在着认识上的误区。法治的进步，需要法学的繁荣，法学的繁荣靠各领域、各阶层的法学研究人员合力来发挥作用。任何一个人，任何一本专著或者任何一篇文章，都不能单独成就法学繁荣。在法学研究成果里，是法学基本理论的价值大？抑或是法律实务研究的成果价值大？我认为，这两种成果同等重要，它们均会直接或间接地对立法、司法等法律活动产生影响。其影响可能会产生于现在，也可能产生于未来。法理学、法哲学和各部门法的基本理论同样会直接或间接地对各种法律活动产生影响，这些理论往往是通过产生法学理念来影响人们立法、司法或从事其他法律活动，这种影响往往更深远、更持久。法学基本理论的作用一般不会立竿见影，其作用往往可能体现在将来，因此，在对法学基本理论的价值进行评价时，应深刻认识这一点。基于前述认识，我较重视刑法基本理论的研究。长期地对刑法基本理论的思考和研究，也最终促成本书的出版。

　　随着社会对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视，各高校、各单位往往会对发表了研究成果的人给予物质或精神上的奖励，且奖励力度渐趋增大。有人认为，学术研究者的研究成果发表后，他可得学术奖励，职称可得以提高，因此，学术研究者主观上是为了自己，其学术研究行为是一个自私行为。这种理解是值得讨论的。人具有自私的本能，这是不言而喻的。学术人应是一个自私和大公的复合体，学术人应有社会责任感，学术人也不可避免地得考虑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也会在考虑生活质量的提高。因此，社会上各种促进社会科学发展的奖励措施，是在根据人性的基本特点而制定的，这是无可非议的。从实际效果看，这些奖励措施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科学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当然，社会科研成果的不合理评价体系，也在阻碍社会科学的发展。无论如何，学术人不应过于考虑个人的功利，许多优秀的作品往往是学术人基于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在不计较个人得失的情况下完成的。在教学科研以及参与司法部门的疑难案件讨论中，我常常碰到一些刑法理论难题。我的性格较为执着，每当刑法理论难题困绕我时，我会感到全身不舒服，并产生非弄清这一理论难题不可的想法，并将其作为一个研究项目，一旦解决这一理论难题，并让其变成论文时，就会觉得全身爽快。对我而言，促使我去从事科学研究的重要原因是，疏通思想脉络，疗理思想疾患。

　　人生有限，而一本用心铸就的学术著作往往需要漫长的时期去完成。这本书是我耗费了多年精力而完成的第一部个人学术著作。生命不息，研究不止。在以后的岁月里，我希望自己重点关注刑法理论里的几个重要专题，争取在各相关专题范围内撰写系列论文，一旦对某一专题形成思想体系再考虑出版书籍。学术人必须遵守的基本道德规范之一是：不要出于个人功利而制造学术垃圾。我将时刻铭记这一学术道德准则。学术人要生活，要研究。在浩瀚的宇宙里，每个人是如此的渺小。在茫茫的刑法理论海洋里，有研究不完的问题。每一个刑法学人都不可能把所有的刑法问题都研究完。在将来，若我感到累了或想偷懒一下，我将会自嘲：别太贪心了，留给别人、留给未来人一些问题研究吧！每一个研究者均应在刻苦研究的同时，给自己留下一定的休闲时空，并健康而快乐地享受人生。

　　一个人的成长离不开别人的帮助，一本著作的问世必定需要许多人支持。在本书出版之际，我向曾关心和支持我的人们表示衷心感谢！

(摘自《刑法的辩护与批判》，欧锦雄著，中国检察出版社2008年12月出版。题目为摘录时增加。关于本书的讨论可见法律博客：刑法的辩护与批判：http://xfdbhypp.fyfz.cn/）


中国中日备忘录贸易办事处 日本日中备忘录贸易办事处


中国中日备忘录贸易办事处代表、日本日中备忘录贸易办事处代表会谈公报


（签订日期１９７１年３月１日）
　　中日双方备忘录贸易办事处代表于一九七一年二月十五日至三月一日在北京举行了会谈。中国方面参加会谈的有刘希文、徐明、吴曙东、林波、丁民。日本方面参加会谈的有冈崎嘉平太、古井喜实、田川诚一、松本俊一、河合良一、渡边弥荣司、大久保任晴、片冈清一、安田佳三。
　　会谈期间，周恩来总理和郭沫若副委员长会见了日本日中备忘录贸易代表团全体成员。代表团还参观了北京的工厂和人民公社。
　　双方一致认为，一九七０年四月十九日双方签署的会谈公报是完全正确的，一年来的事实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
　　双方一致谴责日本反动派加紧同美帝国主义的勾结，复活日本军国主义，参与美帝国主义对亚洲的侵略和扩张。一年来，佐藤政府积极沿着日美联合公报的路线，进一步把日本变为美帝国主义侵略亚洲的基地。佐藤政府不仅大造军国主义舆论，而且还“自动延长”了日美“安全条约”，提出了“第四次防卫计划草案大纲”和“防卫白皮书”，加紧扩充军备，并且配合美国侵略亚洲的政策，帮助美帝国主义进行扩大侵略越南、老挝、柬埔寨的战争。所有这些，都说明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已经成为现实。日本方面表示决心为进一步抨击和粉碎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作出更大的努力。
　　中国方面强烈谴责日本反动派加紧勾结蒋介石、朴正熙傀儡集团，拼凑东北亚新军事同盟，把侵略矛头指向中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不久前成立的所谓日蒋朴“联络委员会”，竟然决定“合作开发”邻近中国的浅海海域资源，这是对中国主权的明目张胆的侵犯，中国人民绝对不能容忍。
　　日本方面表示理解中国方面的严正立场，并且认为所谓日蒋朴“联络委员会”是日本反动派沿着日美联合公报的路线结成的一个反动组织。这个“联络委员会”决定开发邻近中国的浅海海域资源，这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日本方面表示坚决为反对这一切反动活动而斗争。
　　中国方面严正表示：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自己的神圣领土台湾省。解放台湾省完全是中国的内政，任何国家无权干涉。佐藤政府死抱住非法的日蒋“和约”，强调所谓“恪守国际信义”，只能充分暴露其坚持与中国人民为敌、妄图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台湾进而达到永远侵占台湾的野心。
　　日本方面完全赞同中国方面的立场，并再次明确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省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以任何形式制造“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的阴谋都是不能容许的，所谓日蒋“和约”本来就是非法的、无效的，应予废除。
　　双方再次重申和确认，政治三原则和政治经济不可分的原则是中日关系必须遵守的原则，也是我们双方关系的政治基础。为了在此基础上促进中日贸易的发展，中国方面提出了对日贸易四项条件。这就是，中国方面不同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厂商、企业进行贸易往来：
　　第一、帮助蒋帮反攻大陆、帮助朴正熙集团侵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厂商；
　　第二、在台湾和南朝鲜有大量投资的厂商；
　　第三、为美帝侵略越南、老挝、柬埔寨提供军火武器的企业；
　　第四、在日本的美日合资企业和美国的子公司。
　　日本方面赞同中国方面的立场，认为上述四项条件是使日中贸易在政治三原则和政治经济不可分的原则下得到发展的重要条件，并表示愿为保证切实遵守这四项条件作出努力。
　　双方一致严肃指出：佐藤政府变本加厉地追随美帝国主义，顽固推行敌视中国的政策，为中日关系正常化设置了新的严重障碍。日本方面坚决反对佐藤政府敌视中国的政策，并决心为排除佐藤政府设置的障碍、促进日中关系正常化和恢复日中邦交而作出新的努力。
　　双方一致认为，中日两国是近邻，两国人民有着传统的友谊，中日两国人民要和平、友好的愿望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一个要求日中友好和促进、恢复日中邦交的群众运动，正在日本蓬勃开展。这股时代的潮流是任何人也阻挡不了的，中日友好的前途是光明的。双方认为，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促进两国关系正常化，不仅符合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而且也有利于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
　　双方就一九七一年备忘录贸易事项等达成了协议。

　　　　中国中日备忘录贸易　　　　　　　　　日本日中备忘录贸易
　　　　办　事　处　代　表　　　　　　　　　办　事　处　代　表
　　　　　刘希文（签字）　　　　　　　　　冈崎嘉平太（签字）
　　　　　徐　明（签字）　　　　　　　　　古井喜实　（签字）
　　　　　吴曙东（签字）　　　　　　　　　田川诚一　（签字）
　　　　　林　波（签字）　　　　　　　　　松本俊一　（签字）
　　　　　丁　民（签字）　　　　　　　　　渡边弥荣司（签字）
　　　　　　　　　　　　　　　　　　　　　　大久保任晴（签字）

　　　　　　　　　　　　　　　　　　　　　　　　一九七一年三月一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