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漯河市人民政府


漯河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市人行关于在全市开展中小企业信用等级综合评审工作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漯政〔2004〕101号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直属及驻漯有关单位：
　　市人行《关于在全市开展中小企业信用等级综合评审工作的实施意见》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漯河市人民政府　　
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关于在全市开展中小企业
信用等级综合评审工作的实施意见
中国人民银行漯河市中心支行
（二ＯＯ四年十一月十日）

　　随着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日益加深，中小企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以及未来经济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地位和作用日益重要。近几年，我市中小企业发展迅速，成为全市新的经济增长点，在促进经济发展、吸纳就业、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一直是制约其发展的重要“瓶颈”。为进一步加大对我市中小企业发展的金融支持力度，为中小企业获得金融支持搭建信用平台，营造良好的信用环境，决定对全市中小企业信用等级进行综合评审，特制定本实施意见。
一、目的意义
　　银行信贷投向过度集中于少数大型骨干企业，大批中小企业出现“融资难”问题，影响和制约了全市中小企业乃至经济的可持续健康发展。中小企业“融资难”的主要原因：一是缺乏诚信。中小企业在金融系统没有信用档案，企业信用度差；二是企业管理不规范。表现为财务信息不对称,企业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三是缺乏有效的信用抵押担保。组织开展中小企业信用综合评审工作，是我市中小企业诚信制度建设的需要，是完善中小企业现代企业制度的需要，是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缓解银行信贷过度集中问题的需要。组织开展中小企业信用综合评审工作，目的就在于发现和培育中小企业客户，提升中小企业社会信用度，解决优质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实现全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评审范围
　　参评企业是指在漯河辖区内有固定的经营场所，有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和税务部门核发的《税务登记证》，依法生产和经营，在金融机构开立基本存款账户的各类中小企业。
三、评审标准
（一）企业班子团结务实，责任心强；企业主要负责人诚实守信，遵纪守法；
（二）企业市场竞争力强，有良好的发展前景；
（三）企业财务制度健全，财务资料反映真实有效，能定期向有信贷关系的金融机构报送有关财务报表；
（四）企业守法经营,照章纳税,近3年内无偷逃、欠缴税款、骗取出口退税、抗税记录；
（五）企业生产、经营状况良好，资产负债结构合理，近2年内无较大经营亏损；
（六）企业资信状况良好，能按时偿还金融机构贷款本息，近3年内无骗、逃、套汇和逃废银行债务记录，对外担保贷款形成不良欠息后能够主动帮助金融机构追缴或偿还。
四、评审程序
（一）参评企业向市中小企业信用评审委员会办公室提出书面申请，同时提交企业《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企业财务报表、企业负责人工作简历以及其他资信情况证明。
（二）市中小企业信用评审委员会办公室组织有关单位对参评企业进行审查。对审查符合标准的企业，报市中小企业信用评审委员会审定。
（三）市中小企业信用评审委员会按照《漯河市中小企业信用等级综合评审办法》，对申请参加信用评审的中小企业进行认定考核，综合评审，评出特级信用企业、优级信用企业、信用企业，并向评定信用等级的企业颁发证书，向社会公布，在银行信贷登记咨询系统中进行公告。
（四）企业可随时申报信用等级评审。市中小企业信用评审委员会定期评审、公告。
（五）对已评定信用等级的企业实行年审制。年审符合标准的，继续获得信用等级资格；年审不符合标准的，降低或取消其信用等级。
五、奖惩措施
（一）已评定信用等级的企业享受下列优惠：
1.优先得到贷款支持；
2.适当扩大授信额度，简化贷款手续；
3.在国家政策范围内享受一定限额的信用贷款；
4.在贷款利率上,对评定为特级信用企业的，可享受优惠利率待遇,并可获得金融机构的授信;对评定为信用企业的,在基准利率的基础上最高上浮不超过20%（城乡信用社除外）。
5.适当降低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保函等信贷业务的保证金比率。
（二）已评定信用等级的企业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经市中小企业信用评审委员会办公室审核，报市中小企业信用评审委员会批准，取消其信用等级，并收回证书：
1.企业有违规违法经营行为的；
2.企业财务报表不真实或以虚假资料骗取信用企业称号的；
3.企业连续3个月不向有信贷关系的金融机构提供财务报表的；
4.企业贷款出现3个月以上逾期或欠息，骗、逃、套汇或逃废银行债务的；
5.企业偷逃、欠缴税款、骗取出口退税、抗税的。
六、组织领导
　　成立漯河市中小企业信用评审委员会(成员名单附后),市中小企业信用评审委员会下设办公室，负责处理中小企业信用评审的日常工作。

漯河市中小企业信用评审委员会成员名单

主任：赵素萍（市委常委、市政府常务副市长）副主任：陈六臣（市长助理） 肖新军（中国人民银行漯河中心支行行长） 高喜东（市发改委主任）成员：王强（中国人民银行漯河中心支行副行长）李书军（市发改委副主任）陈国安（市财政局副局长）王国强（市中小企业服务局副局长）夏光明（市工商局副局长）朱明欣（市国税局副局长）李新峰（市地税局副局长）王高功（市工商银行副行长）翟国庆（市农业银行副行长）柴杰（市建设银行副行长）张瑞林（市中国银行副行长）张志刚（市城市信用社副主任）赵新安（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赵明扬（市人行货币信贷管理科科长）市中小企业信用评审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市人行货币信贷管理科。


关于设立预备犯的合理性的质疑

傅孙满


预备犯是犯罪停止形态的一种，我国刑法对此持肯定态度。刑法第22条第1款规定：“为了犯罪，准备工具、制造条件的，是犯罪预备。”囿于法律之规定，理论界对此问题的讨论很少，一般以肯定态度的认可它。窃以为，作为实然之规定，司法界应毫不迟疑地去执行它。而从理论上讲，预备犯问题仍值得再作一番探讨，其设立的合理性值得怀疑。下面试分析之。
一、预备犯作为犯罪概念的合理性问题
从预备犯的定义讲，“为了犯罪而准备工具或制造条件”是指“为了犯罪”而做一些事。那么，这些事与犯罪的关系应如何定位呢？它们是否就是犯罪呢？很显然，这些事与犯罪有关联，因为这些事的指向正是犯罪，它们是犯罪的前提、前奏，犯罪的形成正是以它们为基础的，但能因此把它们界定为犯罪吗？一下子下结论似过于轻率。让我们先看看另外一些参照系再说吧。我们都很清楚，体育比赛的选手们在开始比赛前经常会做一些热身运动，以促进自己更快进入竞技状态，更远的是，在此之前组织者们还做了很多的准备工作，这些活动都是整场比赛的构成部分，但人们很容易区分这些活动与比赛正式开始后的活动是两码事，后者才算是比赛。再如医疗手术，医生在进入手术室前，也先要做一些准备工作，如准备工具，选择时间，进行净身等等，这些只能说是手术准备，却不能说是手术。同样的道理，犯罪与为了犯罪所做的准备，是有区别的，犯罪和犯罪预备各自构成一个完整的、互相独立的行为状态，它们并不互为依赖而是各自有自己的未遂、中止的意识过程。作为追究个体具体责任的刑法，应是就某个具体的预备行为展开评估，而不宜将它放在一个更为宽广的行为概念中——犯罪行为加以考评，那显然违反了刑法应有的谦抑性，然则我国刑法规定：“对于预备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减轻处罚或免除处罚。”这一规定，正是把预备行为放在既遂状态的框架中进行评估从而认定它是犯罪的，显然不妥。
二、预备犯作为刑事处罚的合理性问题
我国刑法对预备犯所实行的罚则是：“比照既遂犯从轻、减轻处罚或免除处罚。”这一规定表明，我国刑法把预备犯当成是既遂形态下的未完成状态，这与整个刑法体系起码有两点不协调：一是预备行为作为一个完整、独立的行为形态，有着自己的未遂、中止、完成等各种行为状态。不同的行为状态具有不同的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中止的主观恶性大于未遂、完成的社会危害性大于中止，相应地应受到刑事不同的处遇。预备行为作为一个完整、独立的行为形态，有着自己的未遂、中止、完成等各种行为状态，然而刑法的这一罚则没有对预备行为各种状态的处遇作进一步的区分，只作了统一的规定，是有失公平的。二是预备行为的可罚性与我国刑事对犯罪的定义是相互矛盾的。我国刑法第13条对犯罪概念作了具体规定，详细列举了犯罪的各种表现，并在最末加了个“但书”规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这些规定表明，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本质特征，只有危害性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才属于犯罪行为。反观预备行为，其社会危害性的严重性值得斟酌。由于预备行为尚未与具体的社会事物发生关系，在事实上并不具有任何实害性和潜在危害性。因为在预备行为这一个独立的形态里，全部意志和行为的完成只是完成了准备，它与“着手实施”是两个阶段两次意志选择的区别，完成了准备并不当然或自然地进入“着手实施”阶段，“着手实施”已经属于第二次意志的结果。因此，就预备行为的完成讲，它不具有实害性，而相对于“着手实施”阶段的第二次意志，它不具有必然的潜在危害性。从这个层面上讲，难以认定预备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进一步讲，一些已越过预备阶段进入“着手实施”阶段的行为，尚可能因“情节显著轻微”而不被认为是犯罪，那么毫无理由对处于罪责更轻阶段的预备行为实行必罚原则。
三、预备犯在司法实践上的合理性问题
上述两个方面讲了预备犯在我国刑法体系上的内在矛盾性。而在司法实践上，预备犯同样具有许多可以探讨的地方。首先是实践上的困难。前面讲到，预备行为在事实上尚未与具体的社会事务发生关系，它属于纯行为人范畴内的事，因此从客观上讲，对预备行为的考察、认定是困难的，我们如何去判断一个预备行为是处于预备阶段还是既遂阶段，还是中止状态呢？事实上，自我国制定刑法以来，相对于数千万起的刑事案件，我国因为犯罪预备行为而被处以刑罚的案件为100万分之一甚至1000万分之一以下的几率，那么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讲，设置预备犯这一概念无异于自毁原则，自寻苦恼。其次是实践上的矛盾。把预备犯放在我国刑法体系会出现相互矛盾甚至是会闹出笑话。试举例子加以说明。以盗窃为例，假设一个人为顺利实施盗窃，事先进行了踩点，了解受害人的生活习惯，在准确掌握受害人的行为规律后实施盗窃，但只窃得400元。在要走出受害人住房时却被警察逮了个正着。现在我们来对这起案件进行分析：①因为他事先踩点、观察的行为就是预备行为，且是为了实施盗窃，符合预备犯的条件，如果他于此时被捕，依法他构成了预备犯，应受刑事处罚；②假如他在行窃中被发现，那么他是犯罪未遂，依法也应受刑事处分；③假如他顺利行窃，不管是否被抓住，依法他只是违法行为，不应受刑事处分，因为我国对盗窃罪的界定为盗窃数额在500元以上。从这起案件我们看到，对于不以行为而以数量或情节定罪的罪名。预备犯的存在是个矛盾，它使行为人逐步从有罪走向无罪。最后是实践上的危害。设若有一个人老在我住房周边转来转去，我能否因此报警要求抓这个人呢？应该是可以的，因为这种情形已构成对我的影响，由此让我作出他是在实施犯罪预备行为的判断。可警方会对此起起重视吗？恐怕不会，他们多半要认为我是个有问题的人而不对此采取措施，大量的报道显示即使一些已然的实害事件或潜在危害事件，警方也多以不理睬处之，更何况是这种个人的判断。可预备犯又不与具体事物发生关系，只能进行个人判断，怎么办？如果对这种情形不加重视，则不可能去发现和预防违法犯罪行为的进行，警方也要因此背上“漠视涉嫌犯罪的行为”的罪名。但如果对这种情形加以重视，则可能导致警方滥用职权去侵犯公民的各种权利。
四、结论
综上所述，预备犯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存在着种种的问题和困难，显得与我们的刑法体系和司法实践格格不入。因此，在坚持我国刑法体系的大前提下，建议删除有关预备犯的立法条文或更改为只对特定罪名实行预备处罚，以促进刑法体系的完善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