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川市城镇集体股份合作制企业试行办法
陕西省铜川市人民政府
铜川市城镇集体股份合作制企业试行办法
(1994年2月23日铜川市人民政府发布）
第一条 为了进一步深化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改革，理顺企业产权关系，促进企业经营机制转换，恢复集体经济的性质和特点，增强企业活力，探索公有制经济多种有效的实现形式，鼓励和引导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实行股份合作制经营，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股份合作制企业是劳动群众自愿组合，自筹资金，并以股份形式投入，在财产共同所有和按份共有的基础上，共同劳动，民主管理，实行按劳分配和按股分红相结合的一种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经济的组织形式。
第三条 股份合作制企业是以其全部资产对其债务承担责任的，具有法人资格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
第四条 股份合作制企业必须在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并接受国家的宏观指导和有关部门的管理和监督。
第五条 股份合作制企业应坚持入股自愿，股权平等，同股同利，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原则。
第六条 股份合作制企业可以按本办法通过新办和改组设立。
新建股份合作制企业必须有二个以上的股东方可设立。
凡本市城镇居民、待业青年、企业富余人员、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分流人员、离退休职工，均可以资金、实物和技术等联合，共同从事生产经营或服务的新办企业。
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可以改组为股份合作制企业。
第七条 新办股份合作制企业要具有同其经营形式、经营范围、经营规模相适应的注册资本，从事服务性的企业注册资本可以在规定限额的基础上适当降低。
由城镇集体企业改组为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注册资本应为经过评估后确认的总资产减去总负债后的净资产，净资产达不到规定注册资本的，应通过吸收其他法人入股、内部职工集资入股等形式予以补足。
第八条 原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改组为股份合作制企业，应当清产核资，进行资产评估，在明确产权的基础上，制定出改组的实施方案和企业章程，并经职工大会或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报上级主管部门同意后，由企业向审批机关提出改组的申请。
第九条 股东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实物、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土地使用权作价出资。
全体股东用货币出资的最低限额为企业规定最低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五十。
股东出资的实物，应当为企业生产经营所需的建筑物、设备或其他物资，并应当委托具有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进行资产评估，数额不大的，可由股东各方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确定实物的作价。其中用国有资产出资的，国有资产评估结果应由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核资、确认。
股东用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作价出资的金额不得超过企业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二十。特殊情况下必须超过百分之二十的应当经企业审批机关批准，但最高不得超过百分之三十。
股东用土地使用权作价出资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第十条 股东的出资必须径核准登记的注册会计师或审计事务所验证和出具证明。其中涉及国有资产的，应由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确认产权归属。
股东办理企业登记应当将现金出资一次足额存入企业临时帐户，并办理实物出资的移转手续，现金以外其它形式的出资，由有关验资机构验证。如有估价不当的，企业审批机关可以请求验资机构重新验证。
第十一条 股份合作制企业试点，耀县、宜君的县属企业由县体改委审批，市属及城郊两区区属企业由市体改委审批。
第十二条 试点企业，应向审批部门提供下列文件：
１、申请报告；
２、可行性研究报告或营业计划；
３、改组实施方案（属改组的撰写）；
４、企业章程；
５、集体经济组织主管部门审查同意的文件；
６、资信证明或验资证明；
７、股东花名册及出资额；
８、董事会成员名单；
９、由土地部门和城市规划部门出具的文件；
１０、审批部门要求的其他文件（改组的企业需有职工大会或职工代表大会关于实行股份合作制经营的决议）。
第十三条 企业章程应当由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制订。企业章程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１、企业名称和住所；
２、经营范围；
３、企业注册资本；
４、股东名称或姓名、住所；
５、各股东的出资方式、出资额和出资缴纳期限；
６、股东的权利、义务；
７、股东转让出资的条件；
８、利润分配和亏损分担的办法；
９、董事名额及产生办法；
１０、企业法定代表人；
１１、企业组织机构及其职权和议事规则；
１２、企业的终止事由；
１３、企业章程的修订程序；
１４、企业章程订立日期；
１５、全体股东认为应当订明的其他事项。
第十四条 经体改部门批准设立后，受委托的股东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件》到企业所在地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登记注册。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审核，符合本办法的应发给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并在企业性质栏内注明“集体所有制（股份合作）”。企业名称不得冠以“股份有限”字样。
第十五条 企业登记注册后，应向股东签发股东已缴纳出资额的股权证明书。
股权证明书应载明下列事项：
１、企业名称；
２、企业登记日期；
３、企业注册资本总额；
４、股东名称或姓名及其认缴的出资额；
５、有关机构的验资情况；
６、该股东已缴纳的出资额和出资日期；
７、出资证明书的核发日期；
８、企业的签章。
第十六条 改组企业的全部存量资产，采取追溯投资来源的办法，按照各方投入比例划分归属，明晰产权。在此基础上，可采取原有资产量化折股与吸收社会法人股和个人股相结合的办法，设置如下股权。
１、联社股：指集体企业的联合经济组织历年来投入和国家扶持资金所形成的资产，其股权为联合经济组织范围内的劳动群众集体所有。
２、企业集体股：指本企业职工历年劳动积累所形成的自有固定资产、流动资金、专项基金。企业集体资产，可作为公共积累，也可参照职工工龄、职务、职称以及对企业的贡献等因素，全部或部分量化到职工名下，作为个人股，职工只能分红，不能转让、继承。企业集体股的红利收入可用于公益或生产性投入，也可提取一定比例的风险基金。
３、社会法人股：指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以其依法支配的自有资金、资产及技术等产权投资或转让入股形成的股份。
４、个人股：指本企业职工以其合法财产、资金投资形成的股份。个人出资认购的股份原则不得退股，但遇职工死亡、退休、调离、辞职或被企业辞退、除名、开除等情况，经董事会同意，可由企业根据经营状况购回。
第十七条 股份合作制企业原则上不设国家股，原企业中的国家资产，在评估作价后，可以收回，也可留给企业有偿使用，国家按规定收取占用费。
第十八条 股份合作制企业不印制股票，只发给记名的股权证明，作为股份持有者的股权证明及分红依据，该证明不上市交易，允许在本企业内部转让。
第十九条 股东是企业的出资人。企业法人、具有法人资格的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自然人均可成为企业股东。
第二十条 股东享有下列权利：
１、参加或推选代表参加股东会；
２、了解掌握企业的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
３、选举和被选举为董事会成员；
４、依照法律、法规及企业章程的规定获取股利；
５、企业章程规定的其它权利。
第二十一条 股东负有下列义务：
１、缴纳所认缴的出资；
２、依其所认缴的出资额承担企业债务；
３、企业办理工商登记后，不得抽回股份；
４、企业章程规定的其他义务。
第二十二条 股份合作制企业可设立股东会，也可不设股东会。股东会由全体股东参加，也可由股东代表参加。设立股东会的，股东会为企业的最高权力机构。股东会拥有下列权力：
１、选举和罢免董事；
２、审查通过企业年度财务预决算方案和利润分配方案；
３、对企业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股东转让出资作出决议；
４、对企业的分立、合并、终止和清算等重大事项作出决议；
５、修改企业章程；
６、企业章程规定的其他权力。
企业不设股东会的，上款规定的事项由全体股东决定。
第二十三条 首次股东会由出资最多的股东召集。会上应通过企业章程，确定企业领导机构及有关事项。
股东会应当按企业章程规定定期召开。经三分之一以上董事或三分之一以上股东或职工代表大会常设机构提议，可以召开临时股东会。
股东会由董事长主持。董事长因特殊原因不能履行该项职责时，可委托其他董事主持。
第二十四条 股东会的决议必须经持有企业资本三分之二以上和超过股东人数三分之二以上的股东同意方可作出，但修改企业章程应当由全体股东一致同意。
第二十五条 股东、股东会行使权利不得违反法律、法规、本试点办法和企业章程规定。
第二十六条 企业设立股东会的，董事会为股东会的执行机构，不设股东会的，董事会为企业的决策机构。董事会由若干董事组成。董事由股东会选举和罢免。不设股东会的，董事由股东委派。董事会设董事长和副董事长，由董事会选举和罢免。
第二十七条 董事会负责执行股东会的决议，审定企业发展规划，应厂长（经理）要求，审定企业年度财务预决算方案、税后利润分配和弥补亏损方案，制订企业分立、合并、增股、发行债券及企业终止和清算的方案、任免企业厂长（经理），根据厂长（经理）的提名，任免副厂长（副经理），并享有企业章程规定的其他权力。
第二十八条 股份合作制企业的厂长（经理）由董事会决定聘任，也可由董事长或副董事长兼任。厂长（经理）负责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工作，组织实施董事会决议，决定企业内部机构设置，任免或聘任、解聘企业中层领导人员，提请任免聘任、解聘企业副厂级领导人员等。
第二十九条 董事长为企业的法定代表人。由董事会授权的厂长（经理）也可成为企业的法定代表人。
第三十条 股份合作制企业要建立职工大会或职工代表大会制度，代表由职工选举产生。职代会行使下列职权：审议并决定厂长提出的企业职工工资形式、工资调整方案、资金分配方案、职工住宅分配方案和其他有关职工生活福利的重大事项；审议并决定企业职工奖惩办法；企业章程规定的其他职权。
企业也可实行股东会与职代会合一的领导体制。
第三十一条 职代会可根据企业实际设立常设机构，负责职代会闭会期间的工作，并行使监事会的职能。监事会行使下列职权：派代表列席董事会议，检查企业经营和财务状况，维护股东、职工的合法权益等。
第三十二条 股份合作制企业实行按劳分配和按股分红相结合，职工的劳动报酬，必须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具体分配形式和办法由企业按照章程规定自行确定。
第三十三条 股份合作制企业的股份只分红，股金的分红标准，最高不得超过职工个人股本金的25％，超过部分转为股票增值基金，记入个人名下。
第三十四条 股份合作制企业必须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利益，依法缴纳所得税，税后利润按如下顺序分配：
１、弥补亏损；
２、提取20％的公积金；
３、提取20％的公益金；
４、提取30％股份增值基金；
５、提取30％分红基金。企业也可根据实际，自行决定利润分配比例。
企业财务和会计制度可参照国家体改委和财政部颁发的股份制企业财务管理若干暂行规定和股份制企业会计制度执行。
第三十五条 股份合作制企业本年度发生亏损，可用下一年度的所得弥补，下一年度的所得不足弥补的，可逐年延续弥补，但延续弥补期最长不得超过五年。
第三十六条 股份合作制企业应按规定参加退休费及其他规定费用的统筹或社会保险。
第三十七条 企业可在章程中订明营业期限。除特殊情况经工商行政管理机构批准外，企业的营业期限不得少于五年。
企业的营业期限从《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签发之日起计算。
第三十八条 订有营业期限的企业，其营业期限需要延长时，应当由股东会或董事会在营业期限届满前六个月作出决议，报审批部门批准，并向原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办理注册手续。
第三十九条 企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终止：
１、企业章程规定的营业期限届满或规定的终止事由出现；
２、股东会或全体股东决定终止；
３、违犯国家法律、法规、危害社会公共利益被依法撤销；
４、破产。
出现上款情形，应当根据不同事由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清算和处理。
第四十条 本办法由铜川市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四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论中国法治建设中的传统法律文化
高军
（江苏技术师范学院社科系 常州 213001）
摘要：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中国法治建设的重要本土资源，中国法治建设必须充分利用传统法律文化的本土资源。在利用传统法律文化时应注意鉴别，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并应注意对传统法律文化的改造。
关键词：法治建设、传统法律文化、本土资源
世纪初的中国正在进行着一场深刻的法治现代化革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成为新世纪我国的治国方略和宪政目标，在这场法治现代化进程中，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法治现代化进程中是否必须利用传统法律文化以及如何利用传统法律文化？传统法律文化在法治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究竟如何等等？这些问题都亟待解决，本文拟就以上诸问题谈一谈自己的看法。
一、对传统法律文化的总体认识
1．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曾有过辉煌的历史。众所周知，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有着悠久的文明史，古代中国人创造了先进的文化，“在近代以前时期的所有文明中，没有一个国家文明比中国更发达，更先进。”（1）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传统法律文化自成体系，其中古代法典编纂达到了很高的成就，“按照现代以前的任何标准来看，中国法典显然是自成一格的巨作，”（2）“有关正式的中国法律的文献不仅数量多，容易理解，而且其适用的时间，比所有现代国家法律的历史都更长久。”（3）至唐代，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发展到了顶峰，对周边东亚诸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华法系。虽然到了近代，在列强坚船利炮的威逼下，中国被迫国门洞开，被强行拉入了世界体系范围，在欧风美雨面前，中华法系失去了昔日的光辉，竟沦为“落后”、“野蛮”的代名词。从晚清“新取”开始，中国开始了艰难的法治近代化的历程，从那时起，中国法治变革的参照物就是西方法律文化，西方法律文化成为法律移植的主要对象与评判法治变革成效的主要标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备受冷落，沦为受批判乃至受攻击的对象。但是，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无论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的要求而已。”（4）因此，“在法的问题上其实并无真理可言，每一个国家依照各自的传统自定制度如规范是适当的。”（5）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来说，它根植于古代中国农业社会，与当时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思想相适应，有其存在的内在的合理性，那种单纯地以西方法律文化为标准来衡量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并且只注重二者的分野，并进而由此得出结论，说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落后的观点是错误的。认识到这一点，才会使我们在对待传统法律文化上不至于妄自菲薄以致进而失去前进的勇气。
2．传统法律文化内容丰富，其中包含着很多优秀的成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礼法兼治”的社会综合治理模式、成文法、判例法共存及制定法与民间法并列的“混合法”模式、“无讼”价值观下节约成本的社会矛盾调解机制、“法不阿贵”、“刑无等级”的守法观念、司法中“亲亲相容隐”的人伦主义、“慎刑恤狱”的司法人道主义、“实质正义”的司法价值取向、法律的“集体主义本位”、“为政在人”的人治观、“亲民”的政治道德观、法律语言的简洁、司法人员的人文素养、古代行政立法、监察制度及廉政建设及历史上“变法”的经验等等，（6）这些都包含着符合现代法治的成分，经过改造，完全可以为当前的法治建设服务。
3．传统法律文化中缺乏现代化成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虽然曾有过辉煌的历史，其中也包含着很多优秀的内容，但由于传统法律文化毕竟是在古代农业社会中产生、发展的，与以商业文明为基础的西方“私法文化”不同的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总体上呈现出“公法文化”的特征。（7）受“公法文化”的影响，中国是个具有悠久人治传统的国家，历史上没有多少现成的符合现代法治的资源可供继承，本土资源中反法治的成分是主要的。传统法律文化反法治成分主要表现在，一方面中国古代历代统治者都奉行“重农抑商”的政策，中国国内从未形成统一的市场，商品经济极不发达，各地商业习惯不一，未形成统一的商法规则，反映市场经济运行一般规律的法律文化从未产生。另一方面，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封建极权统治下，人们恪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严格的等级观念，法律仅仅是统治者手中驭民的工具而已，难以形成现代法治所要求的民主、平等、自由、人权、私权神圣、权力制衡等观念。由于传统法律文化缺乏现代化成分，注定了在当前的这场以市场经济、民主政治为前提的法治现代化革命的进程中它无法扮演主要的角色。
二、中国法治建设必须充分利用传统法律文化的本土资源
1．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包含着许多先进的成分，例如前述的“礼法兼治”的社会综合治理模式，将法律建立在民族的伦理道德之上，通过礼法互动来保证国家机器的有效运转。以礼行法，减少推行法的阻力，以礼明法，增强道德的约束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现代西方社会中法律与道德的紧张对立所造成的法律的僵化及普遍的道德冷漠。又如，“混合法”模式中的成文法、判例法共存集大陆法系成文法之严谨与英美法系判例法之灵活之长而避两者之短，而其中的制定法与民间法并列又可以弥补制定法之不足，在法律之外，通过其他社会规范来调节社会关系。“混合法”模式下的法律实践活动可以有效地弥补法律的漏洞，实现法律的妥当性价值，更好地稳定社会秩序。传统法律文化中这样的内容还有很多，它们都是我们当前法治现代化建设的现成的本土资源，西方学者庞德曾说过，中国在寻求“现代的”法律制度时不必放弃自己的遗产。（8）西方学者能有如此真知灼见，对于这些优秀的遗产，我们更没有理由不继承。
2．法治现代化进程中不能割裂历史传统。文化建设不是一项空中楼阁的事业，文化自身有历史延续性的特点，任何一国文化的发展都是在既有的历史文化的基础上进行的，今天的一切与历史传统都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文化的发展决不能割裂历史，不能完全摆脱传统。我们知道，英美文化非常注重对传统的借鉴。在英国，不论是普通法传统，还是衡平法传统，均是其法制长期发展的结果，而美国则主要继承了英国式的经验传统。这种对传统的尊重和继承对英美国家的稳定发展的绩效是明显的。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来说，传统法律文化陈陈相因，“在古代就获得了体系上的高度和谐与超常稳定，传统的法控制指令，潜入了中华民族的心理底层，它控制着新的法律体系的运转，使法律在社会实现过程中向既往的历史回复，”（9）因此，“那种认为中国传统的法律已随着旧制度废弃而无效了的观点是天真的。”（10）但是，自近代以来，传统法律文化却命运多舛。中国近代以来的法制变革不是依靠内部因素促成的，而是迫于西方的压力，针对外部的刺激所产生的回应，采取的是自上而下的“政府推进型”模式，其中从体制到话语都是西方式的，传统法律文化往往被忽略乃至抛弃。影响至今，当前我国立法工作中仍在单纯地强调立法的超前与速度、规模，盲目迷信立法手段，在制定和移植外来法律时往往割裂了历史传统和现实，使一些匆匆出台的法律、法规难以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实际领域，难以被民众认同、消化、吸收，从而最后竟变成一纸空文。这一切正应验了学者公丕祥所指出的“缺乏时代相传的民族文化心理的支持与认同，无论现行社会秩序受到现行法律规则怎样强化，它也是脆弱不稳定的”论断。（11）
3．移植的法律必须经过一个“本土化”的过程。任何外来文化进入一个国家之后都必须经过一个“本土化”的过程才能被消化、吸收，从历史上看，中国对印度佛教的改造，日本、韩国对从中国传入的儒家文化、佛教、道教的改造都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这种改造是对外来文化进行过滤、吸收和选择的过程，如果没有这个过程，一种文化是不可能轻易地移植到另外一种文明里的。对于法律文化的移植来说，也同样如此。美国学者格伦顿等人认为，如果不经过“本土化”的过程，法律便不可能被移植，他们指出，“必须记住法律是特定民族的历史、文化、社会的价值和一般意识与观念的集中体现，任何两个国家的法律制度都不可能完全一样，法律是一种文化的表现形式，如果不经过某种本土化的过程，它便不可能轻易地从一种文化移植到另一种文化。”（12）
对于所谓的“本土化”，按照学者的解释，一方面是指“按照本民族的特质而发展”，（13）还指“与本国（本民族、本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传统以及风俗习惯等密切相结合。”（14）其主要原因是只有经过“本土化”的过程，才能使民众对移植的法律产生亲和力，便于民众接纳，减少推行的阻力。正如学者所指出的那样，“真正能得到有效贯彻执行的法律，恰恰是那些与通行的习惯惯例相一致或相近的规定，一个只能靠国家强制力才能贯彻下去的法律，即使理论上再公正，也肯定失败。”（15）
三、如何利用传统法律文化中的本土资源
1．仔细鉴别，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内容庞杂、良莠不齐，其中包含着许多优秀成分的同时还包含着更多的不符合现代法治精神的已被时代抛弃的糟粕，因此，在利用传统法律文化时，必须仔细地鉴别。对于其中的专制主义、法律工具主义、泛刑事主义等明显不符合现代法治精神的内容应毫不犹豫地予以抛弃，对于其中含有的优秀成分，亦必须仔细鉴别，巧妙合理地予以运用。
在利用传统法律文化方面，我们曾有过许多失误，将精华当作糟粕予以抛弃及将糟粕当作精华而奉行的错误都曾犯过。前者如近代第一代法律家在对待传统“混合法”的态度方面，“混合法”本来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优秀遗产，但是近代第一批法律家在西方“三权分立”思想影响下，却认为法官“援引比附”（即适用和创造判例）是司法干预立法事务，有悖宪政原则，故对“判例法”采取否定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中国法律制度向大陆成文法系一边倒的形势。后者如从建国至今，传统法律文化中的“法律工具主义”仍被许多人所奉行，将法律视为无产阶级专政“刀把子”的观念仍大有市场，针对社会治安的状况，隔一段时间就在全国或国内部分地区推行的“严打”竟成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一种常规的手段！这种现象的存在，不利于人民群众现代法治意识与观念的培养。所有以上这些失误，都反映了我们在利用传统法律文化方面认识的浮浅与幼稚。
在利用传统法律文化方面，还应对传统法律文化中一些契合现代西方法律发展趋势，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西方法律的弊端而被一些西方学者推崇的内容保持冷静的头脑和审慎的态度。因为中国的情况不同于西方，中国与西方处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面临着不同的情况，在西方要避免的一些东西有时反而是我们必须学习的对象。例如，西方二十世纪民商法发展的趋势是从个人本位向在坚持个人本位的同时强调社会本位，突出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就法律的社会本位这一点来说，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有着极其丰富的资源，中国传统法律就是以集体为本位的。（16）但与西方不同的是，对于中国这个具有浓厚封建残余的国家来说，当前的法治建设中不应过多的强调集体本位，相反更应大力弘扬的却是个人本位、个人主义，没有个人的自由、独立，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就无法建立。又如，对于传统法律文化中法官司法实践中的“实质正义”的价值取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西方法律形式主义所造成的法律的僵化及由此可能造成的牺牲个案正义的结果。但是，对目前中国的司法实践来说，更应受到重视的却是法律形式主义而不是“实质正义”的价值取向，当前司法改革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要破除长期以来“重实体、轻程序”的现状。不确立程序优先、违反程序亦违法的观念，司法公正就根本无法谈起。因此，我们不能以为一些西方学者看到了西方文化的一些缺陷和内在的危机而对东方文明予以关注就跟在后面卖弄一些后现代主义的概念，天真地以为二十一世纪就是东方文明的世界了，金耀基先生毫不留情地批评了这些人，说他们是缺乏理性精神的表现。（17）
2．在利用传统法律文化方面，应注重对传统法律文化的改造。如前所述，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毕竟是在古代农业社会中产生、发展的，它根植于古代农业社会，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相一致，其内容与现代法治精神有着天壤之别。故传统法律文化要实现现代化必须与时代的发展同步，不断注入新的内容，变革图新，否则就没有生命力，最终将面临枯竭的危险。因此，在利用传统法律文化上，应主要利用其形式，用新的符合现代法治精神的内容去替换传统法律文化中不符合时代发展的内容，利用传统法律文化的固有载体来表达现代法治的内在要求。唯如此，才能从中找到现代法治精神的支撑点以便嫁接现代法治的内容，也唯有如此，才能使民众真正地接纳、吸收。
3．必须正确地看待法律移植与利用传统法律文化之间的关系。由于传统法律文化中反法治成分是主要的，在大力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法治建设的今天，在传统法律文化不能充分有效地提供本土资源的情况下，适时地移植西方法律文化比从有限的本土资源中寻找零星点滴的资料更能提高效益，可以减少不必要的成本开支。因此，与利用传统法律文化的本土资源相比，法律移植在中国法治现代化进程中是一条更重要的途径，这也是任何一个后进的国家和民族在现代进程中不可避免的学习的过程，诚如学者在论及中国法学如何走向世界时所指出的那样：“不能否认，现代中国法律基本上是继受法，严格说来，我们继受的主要是西方法，因此，我们逃不脱当学生的命运。”（18）
注释：
（1）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中国经济出版社，1989年，第7页
（2）[美]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张理京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第85-86页
（3）[美]D·布迪、C·莫里斯著：《中华帝国的法律》，朱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页
（4）《马恩全集》第4卷，第121页
（5）[法]勒内·达维德：《当代主要法律体系》，漆竹生译，上海泽文出版社，1984年，第2页
（6）参见，张中秋：《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武树臣：《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武树臣：《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历史遗产》，载《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5年第3期；张晋藩：《中国古代行政管理制度的历史评价与借鉴》，载张国华主编：《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理论与实践》，鹭江出版社，1986年
（7）、（16）张中秋：《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78-117页、第36-77页
（8）高道蕴、高鸿钧、贺卫方编：《美国学者论中国法律传统》，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94页
（9）陈晓枫：《中国法律文化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9页
（10）、（15）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55页、第10页
（11）公丕祥：《法制现代化的理论逻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55页
（12）格林顿等：《比较法律传统》，高鸿钧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6-7页
（13）孙笑侠：《法的现象与观念》，群众出版社1995年，第26页
（14）何勤华：《法的国际化和本土化》，载《长白论丛》1996年，第5期
（17）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42页
（18）徐国栋：《中国法学怎样走向世界》，《现代法学》1997年，第3期
作者简介：
高军（1972— ），男，江苏淮阴人,吉林大学硕士,现任何江苏技术师范学院社科系法学讲师，常州， 213001
Email:gdhzgaojun@soh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