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政府


上海市植物检疫实施办法
上海市政府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防止危害农业的危险性病、虫、杂草传播蔓延，保护农业生产安全，根据国务院发布的《植物检疫条例》等法规，结合本市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的检疫范围包括本市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间和本市的农业植物检疫，以及国外引种检疫。
第三条 上海市农业局（简称市农业局）主管全市农业植物检疫工作，其执行机构是上海市植保植检站。各县农业局和上海市农场管理局（简称市农场局）主管所属范围内的农业植物检疫工作，其执行机构是所属的植保植检站。
第四条 植物检疫机构的职责：
（一）市植保植检站：
1．拟订市内划定疫区和保护区的方案，制定全市植物检疫对象的普查、封锁、防治和消灭措施；
2．开展产地检疫；
3．执行省（自治区、直辖市）间调运检疫、邮寄检疫和承办国外引种审批手续，监督检查种苗隔离试种；
4．在车站、机场、港口、码头、仓库及其他有关场所执行现场检疫；
5．贯彻、宣传植物检疫法规，培训县级检疫干部和兼职植物检疫员，检查并指导县植保植检站的工作等。
（二）县植保植检站和市农场局植保植检站的职责：
1．拟订和实施当地的植物检疫工作计划；
2．执行县（场）种子、苗木调运检疫任务和本县外出的邮寄检疫任务；
3．做好当地疫情调查，编制植物检疫对象分布资料，提出划定疫区和保护区的方案，负责检疫对象的封锁、防治和消灭工作；
4．对种子、苗木及其他繁殖材料执行产地检疫，并协助有关部门建立无检疫对象的种苗繁育基地；
5．在当地车站、港口、码头、仓库等场所执行植物检疫任务；
6．向当地干部和农民宣传普及检疫知识等。
第五条 市、县检疫机构必须配备一定数量的专职检疫人员，建立检疫实验室。
专职检疫员应具有助理农艺师以上技术职称，或虽无职称，而具有中等专业学历，从事植保工作三年以上，经市有关部门考试（或考核）合格的人员。专职检疫员由市农业局批准并报农牧渔业部备案后，发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农牧渔业部植物检疫员证》。
第六条 植物检疫机构可以根据工作需要，在有关单位设置兼职检疫员。兼职检疫员由所在单位推荐工作负责、坚持原则、执法严明、熟悉植物检疫业务的人员，由植物检疫机构聘请，并发给兼职植物检疫员证件。兼职检疫员的职责是协助植物检疫机构做好本系统或本单位的植物检疫
工作。
第七条 植物检疫人员在车站、机场、港口、码头和邮政等场所执行检疫任务时，应穿着检疫制服和佩戴检疫标志，遵守有关部门的规章制度；有关部门应配合植物检疫人员，做好植物检疫工作。

第二章 调出检疫和签发植物检疫证书的权限
第八条 凡从本市向外省（自治区、直辖市）调运农业种子、苗木、繁殖材料，在运出之前，均须办理检疫手续。调出单位应凭调入省（自治区、直辖市）检疫机构提出的检疫要求，向市植保植检站申请检疫，办理报验手续。
第九条 本市调往外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农业种子、苗木、繁殖材料，应由市植保植检站按植物检疫操作规程进行检疫，由专职植物检疫员签发植物检疫证书。
郊县邮往外省（自治区、直辖市）农业种子、苗木、繁殖材料，授权县植保植检站进行检疫，由专职植物检疫员签发邮包检疫证书。
本市范围内及县与县之间引（调）农业种子、苗木、繁殖材料以及应施检疫的植物、植物产品，应按调入县植保植检站提出的检疫要求进行检疫，由调出县植保植检站负责检疫，专职植物检疫员签发植物检疫证书。
第十条 在调运过程中发现检疫对象，报验人应按检疫机构要求，在指定地点作消毒处理，经检查合格后发给检疫证书；未经消毒处理或处理不合格的，不准放行；无法消毒处理的，必须停止调运。
第十一条 植物检疫证书由市植物检疫机构按农牧渔业部统一制定的标准格式印制。植物检疫证书一式三份：正本一份由植物检疫机构交货主，交通、邮政部门应凭证书接受托运、邮寄，证书随货单或邮单寄、运，最后递交收货单位或收货人。副本二份，一份由植物检疫机构邮寄收货
单位（或个人）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植物检疫机构（本市县与县之间调运，寄给调入县植保植检站），一份由植物检疫机构留存。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翻印植物检疫证书，其他各种证明一律不准代替植物检疫证书。

第三章 引（调）入种苗检疫审批
第十二条 凡本市单位或个人需从外省（自治区、直辖市）引（调）农业种子、苗木、繁殖材料的，均须办理植物检疫手续。
第十三条 县级单位引（调）种子、苗木、繁殖材料的，应先征得县植保植检站同意，在种、苗收获前两个月，向市植保植检站提出申请报告。县级以下单位不得引（调）种子、苗木、繁殖材料；如确系需要，应经县植保植检站审核，统一向市植保植检站提出申请。
县级以上科研、院校等单位需引（调）种子、苗木、繁殖材料，应向市植保植检站提出申请，办理检疫手续。
第十四条 个人引（调）种子、苗木、繁殖材料，市区的，应向市植保植检站申请办理检疫手续；郊县的，应向县植保植检站提出申请，由县植保植检站统一报市植保植检站办理检疫手续。
第十五条 凡经市植保植检站批准引（调）种子、苗木、繁殖材料的单位或个人，应在市植保植检站向调出省（自治区、直辖市）检疫机构提出检疫要求后，方可对外联系。经调出省（自治区、直辖市）检疫，并取得省级检疫机构或省级检疫机构授权单位签发的植物检疫证书后方可运
回。
市（县）级单位组织外出的参观人员带回少量种子、苗木、繁殖材料，须经调出地区植物检疫机构检疫，并出具植物检疫证书方可携回。进入本市后，须向市（县）植保植检站报验，复验合格的，须在指定地点集中试种；试种期间经检疫确无检疫对象的方可示范、推广。
对调入本市的种子、苗木、繁殖材料、植物和植物产品，市 县植保植检站有权进行复验，对带有检疫对象和危险性病、虫、杂草的种子、苗木、繁殖材料，有权进行处理。

第四章 检疫和检疫对象的划区、控制、消灭
第十六条 植物检疫机构应按照农牧渔业部制定的《农业植物检疫对象和应施检疫的植物、植物产品名单》和市农业局制定的《上海市农业植物检疫对象和应施检疫的植物、植物产品补充名单》执行检疫。
第十七条 植物检疫对象的调查工作，由植物检疫机构组织进行，三至五年普查一次，重点检疫对象要每年调查。植物检疫机构应根据调查结果编制检疫对象分布资料，市植保植检站应编制分布至乡的资料，并报农牧渔业部备案；县植保植检站应编制分布至村（或生产队）的资料，并
报市植保植检站备案。检疫对象分布资料一般应每隔三至五年修订一次。
第十八条 疫区和保护区是用行政手段划定的区域。植物检疫机构在划定疫区和保护区时，要同时制定相应的封锁、消灭或保护措施，有重大疫情或必要时可在有关交通要道设置检疫哨卡，执行检疫任务。
疫区内的种子、苗木、繁殖材料和应施检疫的植物、植物产品，只限在疫区内种植、使用，有关单位应采取封锁、消灭措施，禁止运出疫区。
疫区和保护区的划定，县以下由县农业局提出意见，报经县人民政府批准后行文公布，并报市农业局备案；县或县以上由市农业局报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后，由市农业局行文公布，并报农牧渔业部备案。
疫区的检疫对象，在达到基本消灭或取得控制蔓延的有效办法后，应按照疫区划定时的程序，办理撤销手续。

第五章 产 地 检 疫
第十九条 植物检疫机构应对良种场、苗圃等种苗繁殖基地实施产地检疫，种子、苗木繁育单位要协助做好产地检疫工作。经产地检疫合格的，由检疫机构发给《上海市种子、苗木产地检疫合格证》。
第二十条 种苗繁育单位应有计划地在无植物检疫对象分布地区建立种苗繁育基地。新建的良种场、原种场、苗圃等，在选址以前应征求当地植物检疫机构的意见；检疫机构要认真负责地帮助种苗繁育单位选择符合检疫要求的地方建立良种场和繁种基地。
已发生检疫对象的良种场、苗圃等，应立即采取措施封锁消灭；在检疫对象还未消灭以前，所繁育的材料不准调入保护区。
第二十一条 农业科研单位和院校试验、示范、推广的种子、苗木、繁殖材料，须经植物检疫机构检疫；经检查合格并发给检疫证书后，方可进行区域试验、示范、推广。

第六章 国外引种检疫
第二十二条 需从国外引进种子、苗木的单位和个人，在取得上级主管部门同意后，还须向市植保植检站提出申请，填报《引进种子、苗木检疫审批单》。引进单位应将审批单所提出的对外检疫要求，列入贸易合同或科技合作、赠送、交换、援助等协议。
第二十三条 从国外引进种子、苗木、繁殖材料，必须符合以下检疫要求：
（一）出口国植物检疫机构出具检疫证书，证明符合我国的检疫要求。
（二）引进后，应在口岸接受上海动植物检疫所检疫。检疫合格的由上海动植物检疫所签发《检疫结果通知单》；检疫不合格的，由上海动植物检疫所根据不同情况，签发《检疫处理通知单》，并通知报验人。
（三）引入的种子、苗木、繁殖材料应按市植保植检站提出的要求，在指定地点隔离试种。隔离试种的时间，一年生作物不得少于一个生育周期，多年生作物不得少于二年。生长期间，市植保植检站应与上海动植物检疫所共同做好产地检疫。对带有植物检疫对象或本市分布尚不广的危
险性病、虫、杂草，一律不准扩大种植和推广应用。

第七章 国内邮寄、托运种子苗木检疫
第二十四条 国内邮寄、托运种子、苗木、繁殖材料和植物、植物产品，邮政、民航、铁路、公路和航运等交通部门应一律凭农牧渔业部统一制定的在签证有效期限内的植物检疫证书（正本）收寄、承运；凡无植物检疫证书或寄运货物种类、数量与植物检疫证书不符的，一律不得邮寄
和托运。
第二十五条 对调入应受检疫的农业种子、苗木和植物、植物产品，凡未附植物检疫证书的，由交通部门通知收货单位或收货人，向植物检疫机构补办检疫手续，并凭《上海市调入种子、苗木放行证》先给予提货，货物集中至货场或仓库封存后进行复检。检疫合格的，发给《上海市调
入种子、苗木复验合格单》；发现有检疫对象和危险性病、虫、杂草籽或无法复验的，应按植物检疫机构提出的要求进行处理。

第八章 检 疫 收 费
第二十六条 植物检疫机构对种子、苗木、繁殖材料和其他应施检疫的植物、植物产品进行产地检疫和调运检疫时，应按农牧渔业部、财政部、商业部和国家物价局联合制定的《国内植物检疫收费标准表》和本办法收取检疫费。
第二十七条 植物检疫人员到种子、苗木繁育基地（不包括林业）执行产地检疫应遵守《检疫操作规程》，并按不同作物和面积收取检疫费。产地检疫费在产地调查结束后，由种子、苗木繁育单位承付。
第二十八条 调运应施检疫的植物、植物产品时，调出单位（或个人）应向植物检疫机构申请报验，植物检疫人员应按《检疫操作规程》进行检疫，并按本办法有关规定收取调运检疫费。经检疫检验合格的，在领取植物检疫证书时收取证书工本费。如已作产地检疫的，调出单位（或个
人）应凭《产地检疫合格证》换取植物检疫证书，只收证书工本费，不再收调运检疫费。
第二十九条 对邮寄、托运限量内的植物、植物产品进行检疫，免收检疫费；经检疫合格的签发植物检疫证书，并收取证书工本费。
对调入应受检疫的农业种子、苗木和植物、植物产品进行检疫，凡未附植物检疫证书而补办检疫手续的，应按调运检疫办法收费。
第三十条 植物检疫人员在执行产地检疫、调运检疫、调入复验所需的往返交通工具和住宿，均由报验单位或报验人负责提供，或由植物检疫机构收取费用。
第三十一条 本市出口的植物、植物产品，出口单位应向市植保植检站申请检疫，并按农林部、外贸部、财政部一九七九年二月二十日联合制订的《进出口植物检疫收费办法》和农牧渔业部（83）农（检）字第20号文件关于《进出口植物检疫收费办法》的补充规定收取检疫费，口
岸查验换证，不再收费。
受检植物，植物产品未列入检疫收费项目的，植物检疫机构可参照《国内植物检疫收费标准表》收费。
第三十二条 凡对因发生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经市农业局、市粮食局批准调运的粮、油救灾备荒种子进行检疫，免收检疫费。
第三十三条 植物检疫费收入应用于检疫事业的开支，包括植物检疫对象调查，检疫实验室添置仪器、设备，在检疫场所设置兼职检疫员的值勤补贴，编印宣传资料、技术资料、表册、收据等用品，以及培训检疫员费用和奖金等。植物检疫费收入不准挪作他用。
植物检疫机构在财政上要逐步实行以收抵支，差额部分可以从植物检疫事业费中给予补贴。
第三十四条 市、县和市农场局的植保植检站应在职责范围内收取植物检疫费。凡检疫收费，检疫机构需出具盖有全市统一的“植物检疫收款专用章”的收款单据。
植物检疫机构要配备专人办理植物检疫收费事宜，设立专门帐册记录收支情况，每月向上级财务部门报送收支情况表，年度终了时，要编报决算和使用情况说明，报上级财务部门，同时抄送同级财政部门。会计科目在国家未下达前，暂由市农业局统一制定。
财政部门要配合植物检疫主管部门对植物检疫费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第九章 奖 惩
第三十五条 对下列单位和个人，有关部门应给予奖励：
（一）在植物检疫技术的研究和应用上有重大突破的；
（二）在控制、消灭植物检疫对象方面有显著成绩的；
（三）铁路、交通、邮政、民航等部门与当地植物检疫机构密切配合作出显著成绩的；
（四）在宣传、执行植物检疫法规方面作出显著成绩的。
第三十六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者，植物检疫机构有权追究责任：
（一）未经检疫，私自引（调）种、苗带入检疫对象给农业生产造成一定影响的；
（二）伪造、骗取植物检疫证书的；
（三）检疫人员或办理托运、邮寄人员不坚持原则，玩忽职守造成责任事故或利用工作之便收受贿赂的；
（四）无理干涉或妨碍检疫人员执行检疫任务或进行打击报复的。
上述行为违反治安管理法规或触犯刑律的，由公安、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第三十七条 对违章调运的种子、苗木、植物和植物产品，植物检疫机构可以封存、没收、销毁或责令改变用途、赔偿经济损失等，并可视情节轻重分别给予罚款：
调运种子类在一百市斤以下、苗木类在一百株以下的，罚款十元；种子类在一百市斤以上至五百市斤以下、苗木类在一百株以上至五百株以下的，罚款五十元；种子类五百市斤以上至一千市斤以下、苗木类在五百株以上至一千株以下的，罚款一百元；种子类在一千市斤以上、苗木类在
一千株以上的，罚款五百元。种子、苗木调运数量过大的，罚款金额由市植保植检站决定后，可相应增加。罚款收入应按规定上交财政。
第三十八条 罚款和赔偿金额由违章单位承担百分之九十，有关责任人员承担百分之十。罚款和赔偿金额只能在单位和个人的自有资金中支付，不得列入生产成本或事业费开支。

第十章 附 则
第三十九条 本办法由市农业局负责解释。
第四十条 本办法经市人民政府批准，自一九八五年十月十五日起施行。



1985年10月3日
　　法律，其制定和实施对监督和保障行政执法，改进行政管理工作，提高行政执法机关的执法水平，维护社会公众利息和社会秩序以及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有着重要意义。但在这17年中，随着社会的的发展变化，行政处罚法在实施中同样也暴露出不少问题。行政处罚法作为各类行政处罚的“宪法”，在中国现行的各部门法中是行政机关与合法伤害权之间关系最为密切的法律。本文试图对合法伤害权的基本原则与特征进行概述，并从合法伤害权的角度对行政处罚法实施中的相关问题进行剖析。

　　发明“潜规则”一词的学者吴思在其《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一书的中同时也提出了“合法伤害权”的概念。“合法”与“伤害”再加之以“权”的合并创造了看似矛盾实则充满智慧的词语。但与吴思将合法伤害权解释为合法祸害他人的权力不同，本文试图从中性的角度来诠释合法伤害权。拥有合法伤害权的主体十分广泛，如行政机关或司法机关因其行政执法或司法过程中具有较多的合法伤害权，其他一些职业如医生、消防队员等也因为其职业的特殊性有相应的合法伤害权，就连公民个人也因为法律的赋予而具有特殊的合法伤害权——如正当防卫与紧急避险。但行政机关或司法机关的合法伤害权大多以权力的形式表现出来，而其他均以权利的形式表现，因为其往往被赋予相应的义务。不光拥有合法伤害权的主体广泛，合法伤害权的内容也相当广泛，大到判处死刑剥夺生命权小到口头警告都属于合法伤害权的范畴。

　　一、合法伤害权概述

　　（一）合法性

　　“合法”是“合法伤害权”一词概念中最为重要的特征。在正常的语境中“伤害权”一词的语义都是贬义的，而正是“合法”这一定语使其披上了合法化的外衣，并赋予了其“权”的涵义。合法性要求合法伤害权在行使时必须严格按照法律规定来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当法律对伤害的处理，规定了明确的限度时，合法伤害必须严格约束在法律规定的限度内。目前在合法性问题上主要有两个方面值得我们去反思与探讨：一是“合法”的法中既包含良好的法律同时也会包含“恶法”。恶法是相对于良法（善法）而言的，恶法是符合社会学的要寻求，限制侵害他人的行为的。而恶法是限制人们的行为，规定只有按期规定的行为才是允许的。先不论“恶法非法” 还是“恶法亦法” ，对我们这样一个在法制发展道路上走过曲折弯路的国家来说，恶法是客观存在的。公权力在适用“恶法”时，往往以会“恶法亦法”作为行使执法权的正当理由。二是重实体法轻程序法。受我国自古以来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影响，行政机关或者司法机关在对他人作出合法伤害的过程中，往往只关注实体法而轻视程序法，许多行政处罚或者刑事判决的程序是甚至违法的，但最终却能够以合法的形式表现出来。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各地法院平反了大量的冤假错案，而这些冤假错案恰恰就是长期以来对程序正义忽视所造成的后果。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今天，公权力在行使手中的合法伤害权时必须谨慎适用其“合法性”，因为“合法性”对于公权力来说其实是柄双刃剑，稍有不慎便会反伤及到党和政府的权威。

　　（二）伤害的三重性

　　 合法伤害权中“伤害”的种类繁多，光是行政处罚法中就具体规定了警告、罚款、没收违法所得等七种处罚，“伤害”的轻重程度也可从小至批评教育大至剥夺人身自由甚至判处死刑。正因为伤害的种类、轻重程度不一，但其使用却事关公平正义与社会价值，因此必须对伤害的使用进行限制。首先，伤害必须遵循合法性的限制。当法律对行政处罚的作出有明确规定时，合法伤害权的行使者必须严格按照法律规定来认定事实与适用法律，要通过行使者的智慧诠释立法者的意图、将形形色色的各类案件纳入法律法规的范围，作出合法的裁判。 此外，合法伤害权的作出应受到合理性的限制。合法伤害权在更多的时候被行使者理解为自由裁量权，但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时，并不是放纵行使者的恣意，自由裁量的正当与否，应接受法律规范的目的与裁决的社会效果的检验。将自由裁量权看作是合法伤害权与古代官员将自己的薪酬比喻为“民脂民膏”作为警醒有异曲同工之效。合法伤害权的行使如背离了合理性的原则，则不可能被社会认可和接受，法律的公正和权威必然会受到影响。最后合法伤害权还应受到使用目的性的限制。合法伤害权的行使应当单纯的遵循立法的本来目的，不应变成合法第祸害他人的权利。现实中不时出现的“钓鱼执法”或者为完成考核任务等作出的合法伤害则明显违背了立法者的本意。

　　（三）是权力亦应是权利

　　医生、消防队员等因为其职业的特殊性而拥有一定的合法伤害权，普通公民也可以因法律的规定而享有合法伤害权，典型的如正当防卫与紧急避险。但医生、消防队员或者公民在行使合法伤害权的一般均以权利的形式表现出来，因为其往往被赋予相应的义务，如医生有救死扶伤的义务，消防队员有抢险救灾的义务。而我国目前行政机关或者说公权力所拥有的合法伤害权一般都是以权力的行使表现处来，相对人往往只有服从，对行使者一直缺乏有效的监督。合法伤害权可以具有很大的灵活性，从权利的性质来看，任何一项权力都具有腐蚀性，并总是趋于滥用，而合法伤害权的灵活性特点又决定了它更容易被滥用，行使不当必然导致公权力专横、严重损害社会公平正义。正如同习总书记最近所指出的应当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牢笼中，合法伤害权同样也应当受到相应的限制。行政机关在作出合法伤害权的同时必须应当遵循的义务是程序合法。正所谓程序是看得见的争议，程序合法是合法伤害权最为可靠的牢笼。

　　二、行政处罚法实施中所碰到的问题

　　（一）“恶法亦法”逻辑的滥用

　　现实中，有一些法律法规或者部门规章中所规定的行政处罚与行政处罚法所规定的不符，根据法律的位阶，下位阶的法律必须服从上位阶的法律，但在实践中这些位阶较低的法律法规却被行政机关以“恶法亦法”的理由执行。根据“恶法亦法”这一论点英国法学家、分析法学派的创始人约翰.奥斯汀的观点，法是主权者以制裁作为后盾或威胁的强制命令。法与道德无关，或至少两者不存在必然的联系，法律即使是不道德或不正义的，但只要是合法地制定的，仍应具有法律效力。“恶法亦法”的观点的在二战后受到了现今世界主流自然法学派广泛的质疑，他们认为“恶法非法”，但“恶法亦法”的观点至今仍为我国法学界主流所认可。建国以来，由于国家政治环境的动荡、立法技术的不足加之法律相对于社会发展的滞后性等原因，我国所颁布施行的各种法律中，有一些可以被认为是“恶法”。在我国持“恶法亦法”论的主要有以下两点理由：一是“良法”与“恶法”之间没有一个准确评价标准来证明什么是“良法”什么是“恶法”；二是在执法过程中执法人员面临的只是法律，而不能分良法与恶法，否则，法律将无法树立权威。实质上“恶法亦法”在我国得到认可是由党的领导的权威性所决定的，党领导我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社会时间不长，需要树立法律的权威。但无论如何“恶法亦法”的逻辑不应被滥用，因为“恶法”往往会与社会公序良俗相矛盾，“恶法”的滥用会有损于党与政府的权威。现阶段我国争议最大的“恶法”莫过于1957年8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颁布的《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以及有关法律、法规所建立的劳动教养制度，劳教制度明显违反了劳动处罚法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设定的规定，但劳动处罚法运行17年来，劳动教养制度并未遭到废止。

　　（二）被认可的“毒树之果”

　　“毒树之果”（fruits of the poisonous tree）是指以非法搜查、讯问而获取的证据为线索，再通过合法的程序获得的证据，前一种证据因为法取得而称之为“毒树”，后一种证据则被称之为“毒树之果” 。采用毒树之果原则是相关国家重视程序正义的具体表现。虽然从我国行政处罚法、行政诉讼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上来看，行政处罚证据规则已经比较完善，不存在难以认定事实的问题。但在实际执法过程中，行政机关受我国自古以来重实体轻程序传统的影响，在行政处罚时由于往往只注重处罚结果，在认定事实时往往会违背行政处罚证据规则。很多行政执法机关认为只要处罚结果符合法律规定就可以，对于所认定的事实是否符合行政处罚证据规则不予关注。假设将毒树之果的范围扩大到我国行政处罚的证据规则上，可以发现毒树之果所代表的非法证据一直被我国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中所认可。目前，我国行政执法机关的行政处罚中，同时存在着作为式的程序违法以及不作为式的程序违法。作为式的违法最典型的莫过于钓鱼执法，行政执法部门故意采取某种方式、隐藏身份，引诱当事人从事违法行为，从而将其抓捕的执法法式，其形式类似其他一些国家的“诱惑侦查”，但其性质却是利用公权力为欺骗手段，谋取部门利益，属于“权利敲诈”。不作为式的行政处罚程序违法最典型的我国行政处罚法中所规定的问听证制度形同虚设。行政处罚法规定的听证制度，是当事人行使陈述权和申辩权的重要方式，它赋予了当事人提出意见和进行申辩的机会。对于当事人来说，行使处罚申请听证程序的权利是十分重要的。但在现实中，行政处罚法中的听证程序往往被行政机关所束之高阁。

　　（三）违法处罚“皇帝的新衣”

　　行政处罚法第三条明确规定：没有法定依据或者不遵守法定程序的，行政处罚无效。但在实践中，很多无效的行政处罚在双方都知道其实质无效上最终却能以合法的形式表现出来，将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索尔尼琴讲的一句话稍微改编下便是：我们知道他们在违法处罚，他们也知道他们在违法处罚，他们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违法处罚，我们也知道他们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违法处罚 。于是乎，“合法”最终变成了这些违法处罚“皇帝的新衣”。之所以这些违法的行政处罚最终被合法化，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行政执法机关对行政执法本身缺乏一种有效的监督约束机制，纠错机制更是缺乏内部动力。虽说，我国对行政执法机关的监督总类很多，有行政机关基于上下级关系的内部监督，还有党的监督、人大的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等外部监督。但是，这些监督一般都存在于纸面上，普遍存在着监督不力的现象。二是行政相对人对行政处罚未提起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使得违法行政处罚得不到纠正。就如同一份判决书，当事人如果未在法定的时间内日出上诉，纵使判决书上存在事实不清或适用法律错误的问题，这份判决最终仍是有效的。行政相对人未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一般有两种原因，一种是因为法律知识的欠缺，另外一种是因为心存疑虑，担心行政执法机关利用手中的合法伤害权“报复”。前一种情况可因为法律知识特别是行政法知识的普及而得到改善，通过近些年不断上升的行政诉讼的数量便可看出。而后一种情况，由于行政执法机关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关系比较特殊与固定，在短期内很难有所改观。

　　四、对合法伤害权的规范与制约

　 （一）将合法伤害权关进牢笼中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时，强调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合法伤害权作为行政执法机关手中一种比较特殊的权力，一种以政府权力以合法性名义为依托的权利，是权有者的专利。更应当关进制度的牢笼中。否则，只要有权利的存在，只要这种权利缺乏制约或者制衡，则这种权力必然有寻租的可能。牢笼之外的合法伤害权是可怕的，监督不力会成为合法伤害权寻租的必然，如果监督机制发挥作用了，扎牢管束合法伤害权的牢笼，就能防患于未然。除了各级监督之外，还必须强调依法行政，特别是要严格的依照程序法。程序是看得见的正义，程序是可以查出行政执法、司法人员是否在枉法徇私、偷奸耍滑，是否在挂羊头卖狗肉的有效手段，也是可以促进相关工作效率及可采纳率的有效工具。而且，正是因为有法律程序，程序上予以正义，予以重视，公民的权利才能更好的保护。因此，有效的监督予加上严格的执法程序，可以构成合法伤害权最可靠的牢笼。

　　（二）严格落实行政处罚法

　　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今天，法律法规的落实对于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避免法律法规的“盲区”，对于社会的发展都起到积极的作用。严格落实行政处罚法，可以使相关合法伤害权的使用达到符合合法性及合理性以及使用目的的正确性的要求。行政处罚法自1996年10月1日施行以来，对于规范行政处罚的设定与实施，保障和监督行政机关有效实施行政管理，维持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要严格落实行政处罚法首先应对违法劳动处罚法的劳动教养制度进行改革，虽然中国官方早在2005年就已经把《违法行为矫治法》列于了立法规划，但由于受到公安部门的抵制，一直未能完成该项立法。 近两年由于在重庆发生的任建宇劳动教养按以及在湖南永州发生的上访妈妈唐慧劳动教养案件引发了人们对劳动教养制度高度关注，并且使得劳动教养制度的存废争议达到沸点，改革现行的劳动教养制度已经形成社会共识。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首次记者见面会上在被问及的中国劳教制度的改革方案时表示，有关部门正在抓紧研究制定，年内有望出台，这无疑会为劳动教养的争议画上了完美的休止符。另外严格落实行政处罚法还需严格执行行政处罚法中关于行政处罚程序的相关规定。行政处罚程序，是指行政处罚所必需遵循或者履行法定步骤和方式，是对行政主体实施行政处罚的规范，是实施行政处罚的合法操作流程，并以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为目的。程序正义能够彰显法治的精神和要求，是法治理念和价值的体现。行政机关亟待改变目前行政处罚中滥用简易程序而忽视听证程序的局面。

　 （三）增加社会公众的参与

　　合法伤害权的规范绝不仅仅是行政机关自己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需要社会公众的积极参与。目前，社会公众对行政机关合法伤害权的行使缺乏信赖和信心的主要原因是社会公众对于行政机关的合法伤害权缺乏足够的认识和了解。行政执法机关合法伤害权的正确实施，对于打击违法行为，维护社会公共秩序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而合法伤害权如果尺度把握不一 ，违法比例原则及平等原则甚至违背了合法性以及合理性时，人们就会无所适从，怀疑行政执法机关滥用合法伤害权。通过社会公众广泛参与规范行政机关行使合法伤害权的相关活动，如多举办听证程序，可以提升社会公众对于行政机关合法伤害权的认识，增加社会公众的参与感，同时行政机关也才能真正了解并回应受到合法伤害权影响的社会公众的需求。于此同时，可以广泛出版和公布有关合法伤害权的实务资讯，可以增进社会公众对行政机关行使合法伤害权的信心。

　　（四）改善行政处罚相关考核制度

　　在我国目前在我国的行政执法的相关考核中，存在着相当多不合理的地方。其中最受诟病的莫过于很多地方行政执法机关将行政执法考核与部门创收相联系在一起，比如许多地方的交通警察为了完成任务而多开罚单，这种情况使得合法伤害权往往为行政执法机关所滥用。行政处罚考核制度应当确保行政处罚法能够得到严格的实施，使行政执法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行政处罚的相关考核内容应当从行政处罚的合法性以及合理性的角度进行考核，确保合法伤害权不至于被滥用更不至于成为权力寻租的对象。对于滥用合法伤害权甚至违反违法行为应纳入《公务员法》甚至《刑法》的相关条文对相关责任人员进行惩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