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人大常委会


大连市劳动保护条例
辽宁省人大常委会


（1995年8月31日辽宁省大连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 1995年9月28日辽宁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批准）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劳动保护措施
第三章 劳动保护管理
第四章 劳动保护监督检查
第五章 奖励与处罚
第六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劳动保护，保障劳动者在劳动生产过程中的安全和健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及有关法律、法规，结合大连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劳动保护，是指为保护劳动者在劳动生产过程中的安全和健康所采取的各种措施，包括安全生产、劳动安全、劳动卫生、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女职工和未成年工特殊保护等。
第三条 本条例适用于大连市行政区域内的所有企业、个体经济组织（以下统称用人单位）和与之形成劳动关系的劳动者。
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与之建立劳动合同关系的劳动者，依照本条例执行。
第四条 劳动保护工作，应贯彻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坚持发展生产力和保护生产力相统一的原则，实行企业负责、行业管理、国家监察、群众监督的管理体制，积极引进和推广先进的科学技术，不断完善各项措施，提高劳动保护工作的管理水平。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加强对劳动保护工作的领导，把劳动保护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及年度计划。市及县（市）、区劳动局是同级人民政府负责劳动保护工作的主管部门，对劳动保护工作实行综合监督管理和国家监察。
各级卫生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用人单位的劳动卫生工作，从预防医学的角度实施监督。
各级工会组织依法对劳动保护工作实行群众监督。
第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所属有关部门，应按照国家规定，各司其职，分工协作，密切配合，认真做好对劳动保护工作的监督管理，保证国家劳动保护法律、法规和本条例的贯彻实施。
第七条 用人单位必须严格执行国家劳动保护法律、法规、规定、标准和本条例，为劳动者提供良好的劳动条件和作业环境，保障劳动者的安全与健康。
第八条 劳动者在劳动生产过程中必须遵守国家劳动保护法律、法规、规定、标准和本条例，遵守本单位劳动纪律、劳动保护规章制度和安全技术操作规程；对用人单位管理人员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有权拒绝执行；对危害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行为，有权提出批评、检举和控告
。

第二章 劳动保护措施
第九条 新建、改建、扩建工程项目和技术改造项目、引进项目（以下简称建设项目）的可行性论证，应包括劳动保护内容。建设项目中的劳动保护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建设项目的可行性论证、劳动保护设施的初步设计和竣工，须经劳动
、卫生部门和工会组织审查同意。设计未经审查同意的，不得施工；竣工验收不合格的，不准投产使用。
第十条 用人单位的作业环境、设施、使用的设备、原材料、防护用品、安全检测仪器等和各种生产工艺过程以及各种设备的设计、制造、安装，必须符合国家、行业安全技术标准和规范。
用人单位从国外引进生产设备，必须同时引进或者采用国内配套的符合国家、行业安全技术标准和规范的劳动保护设施，并与引进的主体生产设备同时安装、同时投入使用。
第十一条 用人单位对作业环境中的粉尘、毒物、噪声等有毒有害因素和有坠落、坍塌、淹溺、物体打击、触电、爆炸等危险作业，应按照国家、行业安全技术标准和规范，采取必要可靠的防护措施，保证劳动安全和卫生。
第十二条 用人单位必须严格执行国家和行业有关生产、储存、经营、运输和使用易燃易爆、剧毒、强腐蚀等危险品的安全技术标准和规范。在可能发生爆炸、火灾、毒气泄漏等处，应配备紧急情况下进行抢救和安全疏散的设施。
第十三条 用人单位制造、引进、使用的锅炉、压力容器、压力管道、起重机械、电梯、厂内机动车辆和防雷装置，应经法定检验部门进行检验，取得劳动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安全性能监检证或安全使用许可证后，方能投入使用，并定期进行检验。
第十四条 用人单位从事下列生产经营活动，应经劳动行政主管部门进行安全审查认证：
（一）锅炉、压力容器和压力管道的设计、制造、安装、维修；
（二）起重机械、电梯的制造、安装、维修；
（三）特种劳动防护用品的生产、销售；
（四）建筑施工；
（五）矿产资源的开采；
（六）安全装置及安全防护装置的生产；
（七）其他危险性较大的生产设备的设计、制造和安装等。
第十五条 用人单位对各种设备、设施（包括劳动保护设施），必须定期检修和保养，保证其完好有效。对作业场所内的粉尘、毒物、噪声、高温等职业危害，应定期自测自检，并接受劳动、卫生部门依法进行的检测。对发现的事故隐患和职业危害应及时治理，对于治理难度较大的，
必须进行登记、评估，制定治理规划，按期治理，并逐级报告上级有关部门。
第十六条 用人单位必须编制劳动保护技术措施年度计划和长远规划。劳动保护技术措施所需经费应列入年度财务计划，用于提高劳动保护技术措施水平和改善劳动条件。

第三章 劳动保护管理
第十七条 用人单位必须依据国家劳动保护法律、法规、规定、标准和本条例，建立健全本单位的劳动保护责任制及劳动保护检查、事故报告、劳动保护培训、设备管理等制度和安全技术操作规程。
第十八条 用人单位法定代表人、生产经营负责人或承包人，是本单位劳动保护的第一责任人。用人单位法定代表人、生产经营负责人或承包人、主管安全生产的负责人，必须参加劳动行政主管部门和经济综合管理部门组织的劳动保护专业知识培训，并在职责范围内做好劳动保护工作
。
第十九条 用人单位法定代表人、生产经营负责人或承包人，每年应至少向职工大会或职工代表大会报告一次劳动保护工作情况。
第二十条 用人单位根据生产规模和特点，要有相应的劳动保护管理机构或配备专、兼职管理人员。劳动保护专、兼职管理人员，应当熟悉和掌握国家劳动保护法律、法规、规定、标准和本条例及本单位生产情况和劳动保护专业知识，具有相应的工作能力和经验。
第二十一条 用人单位必须按下列要求做好劳动保护教育工作：
（一）深入开展劳动保护宣传活动，经常对劳动者进行国家劳动保护法律、法规、规定、标准和本条例及本单位劳动保护规章制度和安全技术操作规程的教育；
（二）对新录用的劳动者必须进行入厂教育、车间教育和班组教育，经劳动保护知识考试合格后，方可上岗；
（三）在采用新的生产工艺、使用新的技术设备、制造新的产品或调整劳动者工作时，必须对劳动者进行新的操作方法和新岗位的劳动保护知识教育，经考试合格后，方可进入操作岗位。
第二十二条 从事电气（电业系统除外）、锅炉、压力容器、金属焊接、起重机械、电梯、厂内机动车辆、建筑登高架设等特种作业人员，必须参加劳动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的专业安全培训考核，取得相应的特种作业证书后，方可上岗作业。
第二十三条 用人单位发生因工伤亡事故，应按照《辽宁省职工因工伤亡事故处理条例》的规定进行报告、调查、处理。
劳动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辽宁省职工因工伤亡事故处理条例》，对用人单位发生的因工伤亡事故做好调查处理工作。
第二十四条 用人单位对新录用的劳动者，应进行就业前的健康检查，对患有职业禁忌症者，不得安排从事禁忌的劳动。对接触有毒有害物质作业的人员，按国家规定的检查内容至少每年进行一次健康检查，其他人员按国家、省、市有关规定执行，国家、省、市没有规定的，由用人单
位组织定期检查，并建立职业健康档案。对诊断为职业病者，必须及时调离原劳动岗位并妥善安置。
第二十五条 用人单位收到医疗单位出具的急性职业病诊断书和卫生部门认可的职业病诊断机构出具的职业病诊断书后，必须填写《职业病报告表》，并于一周内报卫生、劳动部门，卫生、劳动部门接到报告后，按国家有关规定处理。
第二十六条 用人单位应按国家规定，为劳动者配备必要的劳动防护用品，并指导和监督正确使用；为接触有毒有害物质和从事高温季节作业的劳动者，采取保健措施、发放劳动保健食品或者费用。
第二十七条 用人单位必须严格执行国家、省、市关于女职工和未成年工劳动保护的有关规定，做好女职工和未成年工的特殊劳动保护工作。
第二十八条 用人单位必须严格执行国家关于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的规定。实行不定时工作制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必须经劳动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批准。
第二十九条 用人单位必须参加工伤保险，按期缴纳工伤保险基金，使劳动者在工伤、患职业病情况下，获得帮助和补偿。
第三十条 实行承包、租赁经营的，应在承包、租赁合同中明确劳动保护的责任。发包、出租单位对承包、租赁者应进行必要的劳动保护指导，发现其违反劳动保护规定的行为，应予以纠正。

第四章 劳动保护监督检查
第三十一条 各级劳动行政主管部门，应加强对用人单位和行业主管部门贯彻执行国家劳动保护法律、法规和本条例情况的监督检查，定期组织有关部门和专家对用人单位的劳动安全卫生设施的效果进行综合评价，受理和查处对违反劳动保护规定行为的举报。
第三十二条 各级劳动行政主管部门应当配备专职劳动保护监察员，并可根据工作需要，聘请兼职劳动保护监察员。劳动保护专、兼职监察员必须持有辽宁省劳动行政部门核发的证书，并按规定的执法权限执行公务。
第三十三条 专职劳动保护监察员执行公务时，必须持有合法证件或佩带标志，可进入生产作业场所，调阅有关文件、材料等资料，向有关人员了解情况，发现有危及劳动者安全的紧急情况，有权责令用人单位立即改正或停止作业，并及时向劳动行政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报告。
第三十四条 用人单位的职工大会或职工代表大会，要定期讨论劳动保护工作，审查劳动保护方案，对违反国家劳动保护法律、法规、规定、标准和本条例的决定、措施，有权要求用人单位或有关部门严肃处理。

第五章 奖励与处罚
第三十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单位和个人，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主管部门和用人单位，应给予表彰和奖励：
（一）贯彻实施国家劳动保护法律、法规、规定、标准和本条例成绩显著的；
（二）在防止伤亡事故、消除职业危害方面取得显著成效或有重大贡献的；
（三）在劳动保护方面取得重大科研成果或发明创造、技术革新，对加强劳动保护、改善劳动条件有重大贡献，或提出并被采纳的合理化建议取得成效的；
（四）发现事故隐患及时报告或采取紧急措施，为避免事故发生或在事故抢险中有功的；
（五）制止违章指挥、违章作业，使国家、集体、个人财产和人身安全免受重大损害的。
第三十六条 用人单位违反本条例的，劳动行政主管部门可视情节分别给予警告、通报批评、责令限期整改、查封设备、没收非法收入等行政处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可以并处罚款：
（一）违反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十五条、第三十条规定之一的，处1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款；
（二）违反第十三条规定的，处5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
（三）违反第十四条规定的，处1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款；
（四）违反第二十一条规定的，处1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
（五）违反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每发现一人未持证上岗，处1000元罚款；
（六）违反第二十六条规定的，处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七）违反第二十七条规定，每侵犯一名女职工和未成年工合法权益的，处1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款；
（八）违反第二十八条规定，不与工会和劳动者协商，超过国家规定延长工作时间时限，每名劳动者每超过工作一小时的，处100元罚款，未经批准实行不定时工作制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的，处5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
对按本条前款被罚款的单位，可同时对责任人处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对女职工和未成年工造成损害的，除按本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七）项规定处罚外，用人单位还应承担受害者每人5000元以下赔偿金。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拒不支付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应得工资报酬的，除按本条例第三十六条第（八）项规定处罚外，还应按相当于支付劳动者工资报酬总和的一至五倍支付劳动者赔偿金。
具体赔偿金额由当事人双方协商，如有争议由劳动行政主管部门裁定。
第三十八条 用人单位违反国家劳动保护法律、法规和本条例，造成职工急性中毒事故或伤亡事故，由劳动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制定整改措施，并可按每中毒或重伤或死亡一名劳动者罚款10000元以下的标准处罚；情节严重的，提请同级人民政府决定停产整顿。
用人单位对发生的急性中毒或伤亡事故隐瞒、拖延不报或谎报的，以及故意破坏或伪造事故现场的，由劳动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可并处20000元以下罚款。
对造成劳动者伤亡的责任者，可按有关规定处以罚款。
第三十九条 对具有数种违反本条例行为的，劳动行政主管部门应分别决定处罚，合并执行；不能合并执行的，可以从重处罚。对数次（二次以上）违反本条例的，可以加重处罚，按原罚款标准二至五倍计算罚款金额。
第四十条 对违反国家劳动保护法律、法规和本条例的用人单位责任人，有关主管部门和单位应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一条 对违反国家劳动保护法律、法规和本条例造成严重后果的有关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和责任者，由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直至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二条 劳动者在劳动生产过程中，违反劳动纪律，不遵守劳动保护的有关规定，按照国务院《企业职工奖惩条例》给予行政处分或者经济处罚。
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属于卫生、公安、环保、工商等行政部门管理职权的，上述部门应按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罚。
第四十四条 劳动行政主管部门实施行政处罚，应下达处罚决定书，罚没款必须使用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罚没款票据，罚没款全部上缴同级财政。
第四十五条 用人单位缴纳的罚款，在企业管理费或税后自有资金中列支，不得摊入成本；责任人缴纳的罚款，从本人收入中支付。
第四十六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照《行政复议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申请复议或起诉。复议或诉讼期间，不影响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
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做出处罚决定的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四十七条 劳动行政主管部门、其他有关部门及其监督检查人员应秉公执法，对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贪污受贿的，按照国家规定给予行政处分；造成经济损失的，依法赔偿，并追究其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四十八条 大连市人民政府可根据本条例制定单项实施办法。
第四十九条 本条例应用中的具体问题由大连市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第五十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95年9月28日
　　2012年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在新增的第五编特别程序中增加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一章，共11个条文，占该编24个条文的45.84%，几近一半，足显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在特别程序中的特别作用。笔者在学习研究该章中，感觉第二百六十六条系该章之纲，余条皆为目。这种纲举目张的体例设计，形成了方针原则、总体要求和具体制度的梯次结构，体现了统领与步骤之联系，宏观与微观之结合，既便于学习理解，更便于实施中点面照应，的确不失为独具匠心的制度安排。

　　一、审理“未案”应掌握的方针原则

　　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对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该款确立的方针原则，可以认为是“未案”特别程序的“顶层设计”，在审理“未案”中具有统领之宏，属于第一层次的结构安排。

　　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是指人民法院在审理未成年人刑事犯罪案件、依法追究未成年人刑事责任时，必须将教育、感化、挽救未成年人作为根本出发点和审判立足点，力求通过教育和感化，使他们增强法制观点，提高法律意识，真正认识错误，决心改过自新，重新回归社会。而实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主要是指司法机关在处理教育与惩罚的关系时，应当坚持教育为主，即以教育为主要目的，而不能以刑罚作为目的，刑罚也只是对其教育的一种手段，必须服从于教育、感化、挽救之目的。因此，这就要求司法机关在办案过程中努力查清犯罪事实，确保法律正确适用及上列方针原则贯穿刑事诉讼的全过程，根据犯罪原因有针对性地进行法治教育和道德教育，下大力矫正其犯罪心理和不良行为习惯，促使其痛改前非，重新融入社会。

　　对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是我国法治进步的必然要求，也是司法机关对少年刑事犯罪一贯坚持的刑事政策，并非修改刑事诉讼法之首创。但必须明确，该方针原则却是首次写入刑事诉讼法之中，仍有其重大意义。之所以要在刑事诉讼法中规定“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这是由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特殊性决定的。未成年人犯罪的动机相对简单，犯罪行为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随意性，他们多因意志薄弱或者情感冲动而犯罪，主观恶性不深，更兼未成年人智力、身心发育尚未成熟，对外界事物的重新认识及对内心世界的自我评价都具有较大的可塑性。

　　十九世纪法国作家雨果写下的代表作《悲惨世界》中，塑造了上百个独特生动的艺术形象，最典型者即是苦役释放犯冉阿让和主教卞福汝。出生农民家庭的少年冉阿让因饥寒交迫偷了面包房一片面包，被判五年苦役，四次越狱又换来19年苦役，刑满时已老气横秋，贫困潦倒，被卞福汝主教收留，他却偷走了主教家的银器，被警察人脏俱获地送到主教面前，主教并未责备他，反向警察说这些银器是送给他的，警察离去后主教严肃批评了冉阿让，并告诉冉阿让之所不告发他是因为相信他一定会变成一个好人。冉阿让由此受到震动，终身铭记主教的教诲，从最初的囚犯成为最终的伟人，当上了海滨城市蒙特漪的市长。著名经济学家汪丁丁为此撰写出评论文章，他认为：“社会因然不能没有法律，但仅有法律的社会却是完全不可能的。法律的冷冰和尖锐无法替代人性的柔弱与温润，惩戒也不可能取代感化。一个健康而美好的社会，正是靠着千千万万人，以种种高于法律、超越正义的爱的姿态和行动，去面对纷纭世事，去抚慰人生旅途上失足者的心灵。”[3]汪老师的上列评论，用在《刑事诉讼法》增没“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坚持“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上，应当是恰如其分的。因为，二十四年刑罚没能改造好冉阿让，而卞福汝主教的爱却让冉阿让痛改前非，由最初的囚犯成为最终的伟人。

　　二、审理“未案”应贯彻的总体要求

　　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当保障未成年人行使其诉讼权利，保障未成年人得到法律帮助，并由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承办”。该款规定的“未案”办理的总体要求，是专门针对特定的司法机关公、检、法三机关所作的规定，属于审理“未案”特别程序第二层次的结构安排，即对于公、检、法三机关办理“未案”的统一要求，非指某一机关，整个司法机关皆应照此办理，“未案” 审理在诉讼程序中的任何一个环节亦皆应照此办理。依笔者理解，如此要求之意义在于：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列入特别程序之首，要保障办案质量必须要求所有司法机关皆依法办案，任何一个诉讼环节出了问题就可能削弱对未成年犯罪人合法权益之保护，并进而导致整个诉讼程序不畅，损害整个司法机关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因此，完全有必要作出统一要求。在这个统一要求中，立法规定了三个方面的基本内容：

　　第一， “保障未成年人行使诉讼权利。”保障未成年人行使诉讼权利，愚以为立法本意在于：在弱小私权抗衡强大公权的条件下，只有通过有效保障未成年犯罪人之私权，方能有效遏制司法机关的强大公权；一旦该私权保障不力，即可能发生某一诉讼环节之公权为所欲为。按照通常理解，未成年诉讼权利之保障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刑事诉讼法第十四条规定的任何成年犯罪人享有的相同的诉讼权利，未成年人皆应享有，比如申请回避权、参加法庭调查和辩论权、不服判决、裁定的上诉权等。另一方面，属于未成年人所特有的一切诉讼权利，亦当然享有，如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司法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在受到讯问和审判时，司法机关应当通知其法定代理人到场；审判时被告人不满十八周岁的案件不实行公开审理等。

　　第二，“保障未成年人得到法律帮助”。这一要求按笔者理解，是从未成年刑事责任人的特点出发的，因为在所有刑事责任人的刑事诉讼活动中、唯未成年人最需要法律帮助，最迫切需要具有专业法律知识的人为其提供法律服务。理由之一，未成年人由于知识贫乏和思想幼稚，作为涉世不深的行为主体本身不了解国家法律的相关规定，这就必然导致其行为失准，成为既容易侵害别人又容易遭到别人侵害之群体。一旦这样的人走上犯罪道路，往往不知错在何方，反认为法律对他们不公，在缺乏自省自责的状态下有可能肆意对抗法律或对社会不满。于是，他们最需要认识法律和了解法律，弄清走上犯罪的原因。理由之二，刑事诉讼活动区别于其他诉讼活动的显著特点在于其自身的强制性，未成年人的行为一旦被纳入刑事诉讼，其有可能被强制措施限制而失去了人身自由，凡处于此种状态的未成年人更需要法律帮助。这些，都是刑事诉讼本身的特点所决定的。

　　第三，“由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办理未成年人案件”。这一要求在过去的司法实践中，法院系统首开先河，其标志性做法就是少年审判庭的组建。1984年11月，上海市长宁区法院成立我国第一个专门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合议庭，距今已走过28个年头，获得长足发展，被媒体誉之为“少年审判功德无量”。甚至有专家认为，中国少年审判就是“拉一把成就一生，推一把毁掉一生”的人生悠关之工程。[6] 我国少年审判工作在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支持下正在逐步完善，从而适应了一个18岁以下未成年人超过全国总人口40%的国度之现实所需。而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将少年审判的专业性改革成果推广于整个刑事诉讼过程，要求公检法三机关办理未成年刑事案件都实行专人办理制度，即由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法官、检察官、警官办理未成年案件。这样，有利于教育、感化、挽救方针的落实，也有利于与未成年人的沟通，促进其悔过自新。

　　三、审理“未案”应贯彻的具体制度

　　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七条至二百七十六条，用十个条文专门规定了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司法机关应注意的具体事项和要求，其实就是应注意贯彻的各个诉讼制度，这在“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中处于第三层次，以保证审理“未案”之方针、原则及总体要求的贯彻落实。这些保障性制度主要有：

　　1、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强制辩护制度

　　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七条规定：“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该条所确立的强行辩护制度，对象仅限于未成年人，条件仅限于未成年人没有委托辩护人，较之于“97刑诉法”第三十四条“公诉人出庭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未成年被告人提供辩护”的规定，具有以下四点变化：第一，将提供法律援助的义务机关从法院扩大到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8]第二，将提供法律援助的时间从审判阶段提前到侦查和审查起诉阶段；第三，要求公检法任何机关只要一旦发现未成年人没有委托辩护人，则应立即通知法律援助机构；第四，明确规定了法律援助的工作机制，即由公检法机关通知，由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由律师履行辩护职责。这些变化有力保障了未成年人的辩护权利。

　　2、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实行社会调查制度

　　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八条规定：司法机关办理未成年刑事案件，“根据情况可以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进行调查”。该条关于社会调查制度的确立系立法上的创举，其法律背景源自于相关国际公约中普遍确立的社会调查方法，如《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第16条规定：“所有案件除涉及轻微违法行为的案件外，在主管当局作出判决前的最后处理之前，应对少年生活的背景和环境或犯罪的条件进行适当的调查，以便主管当局对案件作出明智的审判。”而该社会调查制度的实践背景有着中西合成之动因，一方面，社会调查是许多国家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惯例，并非我国之首创；另一方面，近些年我国一些法院基于能动司法之理念及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恰当处理，积极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司法改革的经验与成果被国家立法所吸纳。事实证明交果很好，所以刑事诉讼法修改时进行了制度创新。

　　3、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严格适用逮捕措施和分案处理制度

　　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九条设两款分别规定了对未成年人严格限制适用逮捕措施和分案处理。在第一款中严格适用逮捕措施上，强调了两点：第一，人民检察院或法院在批准或决定对未成年人适用逮捕措施时，应当准确把握适用逮捕措施的条件，即严格执行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九条的三个条件，严防滥捕；第二，上列机关在批准或者决定逮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时，在程序上设置了更为严格的要求，即批准或决定逮捕前，应当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并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在第二款中分案处理上，强调对被拘留、逮捕和执行刑罚的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实行“三分别”，即分别关押、分别管理、分别教育，其立法本意旨在加强对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以防止他们与成年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发生“交叉感染”，有助于未成年人顺利回归社会。

　　4、讯问和审判未成年人时实行合适成年人在场制度

　　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条规定，对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在讯问和审判时应当通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或者成年亲属、相关组织的代表到场，并记录在案。推行这一合适成年人到场制度，旨在针对未成年人本身之特点，为保障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使合适成年人参与到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讯问和审判活动中，代为行使未成年人的诉讼权利。之所以这样规定，一方面，合适成年人到场可以弥补未成年人诉讼能力局限之不足，消除未成年人心理上的恐惧和抗拒，帮助未成年与讯问、审判人员沟通；另一方面，合适成年人到场，可以对讯问和审判过程是否合法、合适进行监督，使讯问和审判活动能够依法进行；再一方面，合适成年人到场，还可以防止在讯问和审判的诉讼活动中，由于办案人员的违法行为对未成年人合法权益造成侵害。[10]因此，这一制度创新很具实际意义。

　　5、设置附条件不起诉制度

　　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一条、第二百七十二条和第二百七十三条都是关于设置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规定，内容比较丰富而具体。归纳起来主要有：第一，突破原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适用范围过窄的限制，明确附条件不起诉的对象范围包括未成年人涉嫌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犯罪可能判处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符合起诉条件，但有悔罪表现者，对象范围明显扩大；第二，规定了对附条件不起诉决定前，应当听取级公安机关、被害人的意见；对作出的不起诉决定公安机关有权要求复议、提请复议或者被害人申诉或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第三，建立附条件不起诉的撤销制度，即被附条件不起诉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在考验期内有实施新的犯罪或者发现决定不起诉前还有漏罪需要追诉的、违反治安管理规定或者考察机关有关附条件不起诉的监管规定情节严重的，应当撤销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提起公诉。

　　除上列五项制度外，还有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四条规定的对被告人不满十八周岁的案件不公开审理制度、第二百七十五条规定的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等。这些制度计设，是“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的制度保障，也是司法机关的办案操作规则，从而有效保证了特别程序的畅通运行，也有效保障了刑事诉讼中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实乃未成年人之幸，司法机关之幸，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之幸。


　　（作者单位：重庆市奉节县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