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如何探求合同当事人真实意思的思考

钟建林


一、案情简介
原告A公司。
被告B公司。
被告李四。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
　　2008年9月4日，B公司曾向案外人建设单位C公司出具一份《法人授权委托书》，内容为：“我公司法人代表人张三同志，现授权委托李四同志作为公司全权代表B公司前来与贵公司洽谈并签订XX工程三期（三标段）道路交通设施工程项目（下称三标段项目），及与之相关事务。” B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三在“授权人”处签名，并加盖B公司印章。李四在“代理人”处签名。
　　此前的2008年8月份，B公司（乙方）与C公司（甲方）签订一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B公司承包C公司三标段项目施工；承包范围包括新建道路标线、标识、标牌、禁令组合工程；承包方式为包工包料；工期20天，自2008年8月15日开工，于2008年9月4日竣工；B公司指派李四为乙方驻工地代表，按设计图纸和甲方的要求组织施工，在确保质量的前提下按合同工期完成施工任务，组织解决由乙方负责的各项事宜。《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上加盖有B公司的合同专用章，并由李四签名。
　　2008年8月20日，李四以B公司（甲方）的名义与A公司（乙方）签订一份《标线施工合同》。主要内容有：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就乙方承包甲方涂划普通热熔标线施工的工程事宜，达成如下条款：……标线施工的单价为每平方米30（注：合同上打印体的“30”被一根手写体斜线划去并改为手写体的“28”，但此处无合同当事人盖章或签名）元计算给乙方，乙方包括材料、机械设备及人工工资、生活费用等，乙方不包税费；付款方式：乙方首先进入甲方施工现场工地，材料设备人员进场经甲方认可，甲方向乙方首付30％工程预付款，工程完成50％，甲方向乙方再支付30％，工程全部完工验收（注：此处“验收”二字系手写体添加字样，但添加处加盖有A公司的合同专用章），甲方在一个星期内向乙方全部付清所剩余款；工程期限：2008年8月20日到2008年9月1号止，如天气或甲方原因，工期顺延；工程施工方法及质量要求：乙方应根据甲方要求和甲方提供的图纸，按照《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GB5768－1999）要求进行施工，所有标线其技术要求，应符合JT/T280－2004《路面标线涂料》GN48的技术要求；……甲乙双方的权利和义务：根据合同约定，甲方应向乙方按实际工程量支付工程款，如甲方不按合同约定，乙方有权停工，或要求甲方负责一切费用。本合同只限此道路三期项目，如有异议，双方友好解决。本合同一式两份，签字盖章生效。合同落款甲方由李四签名，乙方由A公司加盖合同专用章并由法定代表人王五签名。
《标线施工合同》签订后，A公司即组织人员、机械设备、材料进场三标段项目，负责其中热熔标线工程的施工。热熔标线工程于2008年9月1日全部完工，三标段项目亦全部于2008年9月4日如期完工。
　　2008年10月14日，建设单位C公司等派出验收人员对三标段项目的施工进行验收。验收后的《竣工验收证书》载明：“工程名称：三标段项目；开工日期2008年8月16日，施工单位：B公司；竣工日期2008年9月4日；验收范围及数量：1、三标段项目；2、指路标志11套、分道标志11套、禁左标志1套、让行标志1套、禁左让行标志1套、机非分道标志7套、人行横道标志30套、允许调头标志6套、注意行人标志2套、热熔标线7062平方米。对工程的质量评价：本工程符合国家GB5768－1999标准，标志符合JT/T279-1995《公路交通标志板技术条件》标准，标线符合国家GB/T1631-1966质量检测标准，经验收组现场实测实量，资料齐全，本工程达到优良标准。”建设单位、设计单位、监理单位、施工单位、设施管理单位等参加验收单位派出的验收组成员分别在该《竣工验收证书》上签署“同意验收”的意见，其中建设单位意见栏内还加盖了C公司的公章，施工单位派出参加验收并在《竣工验收证书》的“施工单位意见栏”内签署“同意验收”意见的验收人员为“李四”。此后，三标段项目范围内的道路交通设施包括热熔标线等全部投入使用，且正常使用至今。
　　热熔标线施工期间，B公司和李四先后给付A公司工程进度款共计119 000元。热熔标线工程完工并经上文所述的验收合格后，B公司以A公司不配合工程结算，不提供施工资料，无法确认工程余款为由，没有将按每平方米30元、实际工程量7062平方米计算的工程款总额211 860元扣除已付进度款119 000元后的工程款余额92 860元给付A公司。双方就此协商不成，酿成纠纷，形成诉讼。
B公司法庭陈述称，B公司之所以全权委托李四与C公司洽谈并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是因为三标段项目是李四联系的业务，而李四本人没有承包资质，故需借用B公司的营业执照用以洽谈项目并签订施工合同，但B公司时刻监督着工程的质量和进度。
　　原告A公司诉称：2008年8月20日，李四代表B公司与我公司签订了《标线施工合同》，约定B公司将其承包的三标段项目中的道路标线施工工程分包给我公司；标线施工按每平方米30元计价，并约定了付款期限。工程已于2008年10月14日通过建设单位验收合格并被评为优良工程，但B公司仅支付了工程款119 000元，尚欠工程款92 860元未付，且经我公司多次催讨仍未支付。为维护我公司的合法权益，请求法院判令B公司给付工程款92 860元并偿付逾期付款利息（从2008年10月21日起计算至清偿完毕止）。
　　被告B公司辩称：《标线施工合同》本身不是完整的合同，因为合同上没有我公司盖章，亦非经我公司授权所签。热熔标线工程完工后，原、被告双方没有对工程款进行结算，未达到付款条件，故A公司关于给付工程款92 860元的要求不能成立。基于此，A公司也无权要求给付逾期付款利息。我公司要求双方对实际完成的工程量进行核算，确认具体的工程款后再履行相应的付款义务。
被告李四未作答辩。

二、一审裁判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李四因其个人没有工程承包资质，借用B公司的营业执照、合同专用章等，以B公司全权代理人的身份与C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从C公司承包三标段项目的施工，随后以B公司的名义与A公司签订《标线施工合同》，将三标段项目中的涂划普通热熔标线项目以每平方米30元的单价承包给A公司施工。《标线施工合同》签订后，A公司组织材料、人员和机械设备进场负责三标段项目中热熔标线项目的施工，并如期完工。施工期间，B公司和李四支付了工程进度款119 000元。根据以上事实，可知A公司和李四之间就三标段项目中热熔标线施工项目的承揽合同关系成立且已得到履行：A公司履行了如期完工的承揽施工义务，其所施工的热熔标线项目经建设单位等组织验收，确认符合有关质量和技术标准，被评定为优良工程；李四则履行了部分付款义务。结合《标线施工合同》中“标线施工的单价为每平方米30元”、“按实际工程量支付工程款”的约定、以及《竣工验收证书》中确认热熔标线的实际工程量为7062平方米，进一步可知李四应付A公司工程款总额为211 860元，扣除已付的119 000元，尚欠工程余款92 860元未付。由于《标线施工合同》约定付款方式为“工程全部完工验收，甲方在一个星期内向乙方全部付清所剩余款”，本案所涉热熔标线工程已于2008年10月14日经建设单位等组织验收合格，随后被投入使用且正常使用至今，而李四没有在2008年10月14日之后的一个星期内付清剩余工程款92 860元，故李四对A公司而言已经构成违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A公司要求支付剩余工程款92 860元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的诉讼请求合法合理，应予支持。
　　鉴于包括热熔标线工程在内的三标段项目系李四借用B公司的资质、使用B公司的营业执照从C公司承包而来，B公司和李四之间存在借用企业资质的挂靠关系，故B公司应当对李四将热熔标线工程发包给A公司而产生的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A公司关于B公司应对李四的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合法合理，法院予以支持。
　　B公司关于《标线施工合同》没有B公司盖章，亦非B公司授权李四所签，故B公司不应承担民事责任的辩称意见，与法院业已查明的B公司与李四之间存在借用企业资质的挂靠关系，进而B公司应当对李四的相应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情形相悖，故法院不予采纳。B公司关于热熔标线工程完工后没有进行结算，尚不具备剩余工程款支付条件，具体付款应在双方结算后进行的辩称意见，因《标线施工合同》中并未约定结算是付款的前提条件，而只是约定在工程完工验收后一个星期内付清剩余工程款，故该辩称意见没有合同依据，法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二百五十一条、第二百六十三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2条的规定，判决：一、李四支付A公司工程款92 860元，并偿付逾期利息；二、B公司对李四的上述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三、二审裁判
　　一审宣判后，李四不服，上诉称：1、原判决认定标线施工单价为每平方米30元证据不足，应当以合同约定的每平方米28元。2、《竣工验收证书》无效，该证书无李四签名，B公司对此不予认可，且已被C公司撤销，不应以此作为结算依据。请求撤销原判，驳回A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A公司答辩上诉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B公司述称：李四系借用B公司的资质，且验收时B公司并未参与，故B公司不应承担连带责任。另合同单价应按每平方米28元计算。
　　二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二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为：1、合同约定标线施工单价为多少？2、《竣工验收证书》能否作为双方结算的依据？
　　关于标线施工单价的问题。从A公司提交的《标线施工合同》来看，虽然在打印件上表明标线施工单价为每平方米30元，且在修改为每平方米28元后未加盖A公司的印章，但该合同系A公司提交，且双方均在合同上签名，因此，原判以修改的单价未加盖A公司公章为由而不予采信不当，应认定双方就标线施工单价为每平方米28元达成了合意。上诉人李四的该项上诉理由成立，应予支持。
　　关于《竣工验收证书》能否作为双方结算依据的问题。建设单位C公司已经就B公司承包的三标段项目进行了竣工验收，该证书载明热熔标线为7062平方米，而A公司从B公司承包的工程即为涂划普通热熔标线施工，因此，原判按照建设单位验收的热熔标线面积确定工程量并无不当。上诉人李四的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不予支持。
　　综上，A公司的工程款总额为197736元（7062×28），扣除已付的119000元，尚余78736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的规定，终审判决：一、维持一审判决第二项；二、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三、李四支付A公司工程款78736元并偿付逾期利息。

四、窃以为，二审改判值得商榷！
　　从上文所述案情及一审、二审情况可知，二审之所以改判一审，是因为认为一审认定《标线施工合同》的工程单价为每平方米30元不当，而应当认定为每平方米28元。这里涉及到在一个具体的合同纠纷中，裁判者应该如何准确探明合同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的问题，很值得探讨。
　　一般来说，一份合同签订了，如果发生纠纷，往往是因为一方没有严格按照合同的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构成违约，守约一方则要求违约一方继续履行合同或要求承担违约责任。双方协商不成即可能形成诉讼。在这样的诉讼中，关于一方是否违约，双方往往存在争议。争议的原因又极有可能缘于双方对合同约定内容本身的理解不同。本案即属于这种情况。
　　本案中，双方对于《标线施工合同》约定的工程款单价存在争议。A公司认为单价是每平方米30元，李四则认为是每平方米28元。到底应当认定为30元还是28元？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明确双方签订合同时的真实意思到底是什么。
　　来看看合同约定的原文：“标线施工的单价为每平方米30元”。此约定内容是打印的文本。这里必需注意一个细节，即合同上打印体的“30”被一根手写体斜线划去并改为手写体的“28”，但此处无合同当事人盖章或签名。面对如此约定，我们不难回溯性地知道，双方原本协商一致确定单价为每平方米30元，并且形成了打印的合同文本；此后可能是李四一方要求减少两元为28元，并在打印文本上进行了手写体的修改，这样的修改要求对李四一方有利而对A公司一方不利；A公司对此并未盖章认可。如此一来，毫无疑问应当认定双方并未就单价由30元改为28元达成一致意见。
　　另一方面，我们还必需注意到，《标线施工合同》文本中关于余款的付款条件，打印体内容约定为“工程全部完工验收，甲方在一个星期内向乙方全部付清所剩余款。”这里的“验收”二字系手写体添加字样，明显对李四一方有利而对A公司一方不利，但A公司在添加处加盖了A公司的合同专用章。上下结合起来比较分析，就更不难发现双方在协商签订合同过程中，确实存在这么一个过程：首先双方就合同内容先行协商达成了一致意见，甚至形成了打印的合同文本；随后李四一方对打印文本再次提出修改意见，要求在单价和余款付款条件这两个问题上进行手写体修改；A公司只同意李四关于修改余款付款条件的意见，因而对手写体的修改内容予以盖章确认；但不同意李四关于修改工程款单价为28元的意见，因而未予盖章确认。自此，更可以确定双方关于工程款单价的合意仍然应当以打印体内容为准，即应确定为每平方米30元。
　　退一步说，从李四的履行付款情况来看，如果结算过程能表明是按单价每平方米28元进行结算的，那么李四关于单价约定为每平方米28元的主张似乎还是可以成立的，但本案中李四并没有就此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而证据法规定了付款义务人对付款情况是要承担举证责任的。
　　再从A公司的角度来看，该公司对合同内容的变更是很慎重的。同一份合同文本中，该公司对有的打印体改为手写体予以认可，表现形式即为盖章确认；而对有的修改则不予认可，表现形式则为不予盖章。《标线施工合同》系双务合同，以双方意思表示真实和达成一致为基本要件。从A公司对工程款单价由打印体的30元改为手写体的28元未予盖章认可，而双方最后在打印文本上盖章签字订立合同的情况来看，双方关于工程款单价的约定毫无疑问以确定为每平方米30元为宜。
　　最后从A公司和李四签订的《标线施工合同》本身来看，该合同并非格式合同，而是双方就分包三标段项目中热熔标线工程经充分磋商后达成的书面合同，故不存在手写体与打印体内容不一致时，应认定手写体效力高于打印体的问题。手写体效力高于打印体，只存在保险合同等格式合同中，目的在于衡平提供格式合同一方与接受格式合同一方的利益关系，有利于保护接受格式合同一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本案中根本不存在应否依格式合同规则衡平双方利益和对李四进行权益保护的问题。
　　二审认为《标线施工合同》系A公司提交，因而推定A公司认可手写体的工程单价每平方米28元。如此推定，看似有理，但明显与双方签订合同时，A公司在关键问题上对李四提出的修改要求如何表态，是否认可的实际情况不一致。脱离以上实际情况的事实推定，难免给人以过于武断之感。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二审对一审的改判值得商榷。

作者单位：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
笔者认为，人大代表资格审查制度存在诸多漏洞，亟待完善。建议修改相关立法，将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设为专门机构并赋予其对代表资格的全面监督管理职权、明确罢免代表或官员资格的法定条件，将违反代表法定义务的情形纳入停止、终止代表资格的法定条件。

众所周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宪法确定的国家最高权力机构，代表人民对“一府两院”行使绝对监督权。而这种监督权最终要由人大代表来具体行使，所以人大代表必须是从广大人民群众中遴选出来的先进分子。唯其如此，人大机关才能较好地完成监督职责。

然而，不少人为了个人私利削尖脑袋混入人大代表队伍，把代表资格及代表履职的某些特权作为个人胡作非为的“护身符”，一定程度上败坏了人大代表的良好形象。近年来，人大代表违乱纪的案例不断被媒体曝光。而处理结果总是在该代表被采取强制措施或被判处刑罚后才被人大常委会终止或罢免代表资格。为什么这些“生病”代表不能被及时被清理出人大代表队伍？虽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就是我国的人大代表资格审查制度存在如下诸多漏洞。


一、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不是人大常委会的专门常设机构，无法开展常态化代表素质监管。根据全国人大组织法第3条、地方组织法第51条的规定，各级人大常委会设立的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设立目的只是为了审查选举是否合法。而不象法律委员会、财经委员会那样在人大会议闭会期间开展专项日常工作。

二、法律没有赋予人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必要的代表素质监管职权。首先，名为“代表资格审查”，却没有代表资格准入的审查职权，无法管住“入口”。根据选举法，只有原选区选民或原选举单位才有权对代表说“不”。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只对选举工作进行形式审查，面对“有病”代表也只能先无奈地让其“带病上岗”。其次，对入伍代表缺乏常态监管职权，致“出口”不畅。往往是某代表东窗事发后，才通过罢免或接受辞职等程序终止其代表资格，无法于事中进行监管。

三、罢免的法定条件严重缺失，致人大机关罢免事务神秘化。罢免是人大机关开展监督的一项重要职权。这种监督既有对外部官员的监督，又有对代表队伍内部成员的监督。然而，如此重要的权力，宪法和法律均未对其适用条件作出明确规定，这就为暗箱操作提供了空间。而这既不利于保护守法代表的权益，也不利于打击违法代表的恶行。确切地说，这是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一项重大立法疏漏。

四、对违反代表义务的情形没有作为停止或终止代表资格的条件，致某些违法乱纪的代表有恃无恐。人大代表法对人大代表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如“模范地遵守宪法和法律”、“自觉遵守社会公德，廉洁自律，公道正派，勤勉尽责”等，这当然是人大队伍履行监督职责必备的素质要求。这样的素质要求固然很好，当代表不能达到设计要求时，就应当及时将其清理出去，以保持代表队伍的纯洁。因为制度设计的基本要求就是要防范人性中的“恶”。遗憾的是，在代表法中，无论是停止代表资格，还是终止代表资格，均未涉及代表违反法定义务的情形。这样，代表法中关于代表法定义务的规定便形同虚设，失去了相应的威慑力和约束力。如此，当代表肆意违反法定义务时，代表资格审查机构也无可奈何。

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应当尽快完善相关法律规定。建议将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作为隶属于人大常委会的专门常设机构，赋予其独立的代表资格审查监管权，负责对代表资格全面审查监管。通过向司法、行政及社会各界了解相关情况，对代表本人的遵纪守法情况进行常态化的调查，建立代表动态管理档案。出台罢免代表或官员的法定条件。依照法定条件对“重病”代表依照法定程序行使罢免权。将违反代表义务增加为停止、终止代表资格的法定情形之一。对于轻微违反代表义务的行为及时提出纠正意见；对于不履行法定义务的“生病”代表，可视情节给予通报批评、谈话诫免，直至停止其代表资格，同时限其在停止代表资格期间进行整改；对于屡教不改或严重违反法定义务的“带病”代表，依法终止其代表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