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件审理情况
及相关问题的调研报告

　　　　黄　燕


一、 基本概况
我国在1994年1月1日全面实行了以增值税为主体，消费税、营业税并存的流转税制度。增值税是以在商品生产流通或提供劳务过程中的增值额为征税对象的流转税种。增值税专用发票与普通发票不同，它既是一般纳税人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商业凭证，又是记载该专用发票开具方应纳税额和受票方抵扣进项税额的合法证明，具有双重功能作用。它如同一根“链条”，使生产至流通，批发至零售的各个环节紧密相连，有利于税收征管、稽查监督，充分发挥税收制度在市场经济中的调节作用。但是一些不法分子为牟取非法利益，大肆进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犯罪活动，以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严重破坏国家税收征管秩序的正常运行，致使国家税款大量流失。
近三年来，我院审理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件的占比较高，在审判实践中也遇到了一些法律适用上的问题。针对这一情况，调研组对近三年来审理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件进行了专项调研。三年来，我院共审理虚开增值税发票案件52件，涉案人数104人。其中2002年20件、28人次，2003年12件、27人次，2004年20件、49人次。该类案件呈现出发案率高、涉案金额大，犯罪手段多样化，犯罪职业化的特点。在调研过程中，还引发了我们对审判实践中遇到的相关法律问题及关于此类犯罪的成因与对策的思考
二、 案件呈现的特点
1、 虚开行为多样化
随着科技的发展，犯罪分子往往利用自己的智能、专长，处心积虑，精心策划，不断翻新犯罪手段。从审理的情况看，存在以下虚开行为：（1）、在买卖过程中，明知对方无开票资格，为了达到抵扣税款的目的而让他人虚开的；（2）、从进项税入手，通过各种渠道非法购得进项发票后，按照相应的进项额虚开销项发票，在无实际货物交易的情况下，利用虚假发票抵扣税款，造成税款的大量流失；（3）、采用“大头小尾”的办法，抵扣联金额多填（大头），夸大交易额，存根联金额少填（小尾）或不填，在销项税上做手脚，使国家既未如实足额收取销项税，又有大量抵扣税被骗走，蒙受双重损失；（4）、利用“一套班子、两块牌子”的便利条件，对交易方开不出发票的金额进行虚开，将应缴纳的税款在缴纳的同时，再从国家税款中抵扣回来；（5）、采用“只卖不开”或“多卖少开”，造成进项盈余，将盈余部分虚开发票给一些企业，从中收取手续费，个人获得好处，给国家造成损失。
2、 犯罪组织化、团体化、家族化
犯罪职业化、团体化、家族化。一方面，一些专门从事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犯罪个体户已出现，他们大多明挂“有限公司”的招牌，实则行虚开增值税发票的勾当；另一方面，犯罪分子大多内部分工严密，从领票、开票、中介介绍，到收取费用等环节，往往都有明确分工，“各司其职”，并建立了一套“专业化分工、一条龙作业”的链条，“增值税专用发票”有专门成立的公司虚开，专用税票也有专人提供。增值税发票犯罪职业化、团伙化的趋势明显。而由于此种犯罪的高“利润”，犯罪分子很多都是同一家族的成员，案件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往往是由一个案件牵出一串案件，呈现出犯罪家族化的特点。
3、 犯罪主体以单位为主
增值税专用发票由国家税务机关依照规定发售，只限于增值税的一般纳税人领购使用。在现阶段，取得一般纳税人资格的绝大多数为单位，领购使用增值税发票的以单位为主。因此审判实践中，大部分案件都是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单位的名义为他人虚开或让他人为自己虚开。
三、 审理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及法律思考
1、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定罪标准问题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的定罪标准问题，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认定中最为核心的关键问题。首先，正确认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的客体是最终确认该罪定罪标准的关键。对此，我们认为，该罪侵犯的是复杂客体，一是增值税专用发票管理秩序，二是国家税收征管制度，二者缺一不可。其中，根据刑法第三章第六节的规定，国家税收征管制度应当属于主要客体。因此，如果虚开行为仅仅破坏了增值税专用发票管理秩序，但未实际危及国家正常的税收活动，只能属于一般的行政违法行为。其次是对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性质的认识。对此，理论上主要存在行为犯、目的犯还是结果犯之争。我们认为，行为犯是故意犯罪的一种既遂形态，属于犯罪停止形态理论范畴体系，目的犯是故意犯罪的一种类型，属于罪过形式理论范畴体系，因此，行为犯和目的犯并非一对逻辑上的全异关系的概念，而是属于交叉关系，两者并行不悖。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既是行为犯，也是目的犯。尽管刑法第205条并未将其规定为目的犯，但刑法将其规定为危害税收征管罪，具有偷骗税款的目的应当是该罪的应有之意。正如有的金融诈骗犯罪，刑法并未明确规定行为人必须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但并不妨碍对其进行目的犯的认定一样。换言之，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的客体问题与性质认定问题属于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侵犯国家税收征管制度的客体要求客观上决定了该罪的目的犯性质。
基于上述观点，我们对审判实践中下列几种虚开行为，一般不认定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1）为虚增营业额、扩大销售收入或者制造虚假繁荣，相互对开或环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2）在货物销售过程中，一般纳税人为夸大销售业绩，虚增货物的销售环节，虚开进项增值税专用发票和销项增值税专用发票，但依法缴纳增值税并未造成国家税款损失的行为；（3）为夸大企业经济实力，通过虚开进项增值税专用发票虚增企业的固定资产、但并未利用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税款，国家税款亦未受到损失的行为。
2、对不同虚开行为的认定
审判实践中，为了为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不具备合法纳税资格的行为人获得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方式有两种：一是从他人处购买或者借来；二是伪造或者以购买、诈骗、盗窃等方式获得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在现有认识中，把第一种情况称为“让他人为自己虚开“的行为，也是刑法第205条第4款所明文规定的虚开增值税等专用发票罪的行为之一。而根据刑法第208条的规定，行为人购买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后虚开的，也属于为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第一种情形中有两种行为：让他人为自己虚开，然后在经营活动中为他人虚开。第二种情形也有两种行为：购买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然后在经营活动中为他人虚开。显然，行为人的目的就是为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以便能够顺利进行自己的经营活动，获得经济利益。由于让他人为自己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为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购买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都被规定犯罪，因此，第一种情形和第二种情形都符合刑法理论上牵连犯的特征。刑法第208条第2款明确规定，第二种情形要按照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处理，这里是按照目的行为即为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犯罪来定罪量刑的。但是，对于第一种情形来说，因为都属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谈不上孰轻孰重，不能够按照通常的牵连犯处理原则来处理。我们认为，毕竟为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是目的行为，而让他人给自己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实际上是让他人为自己提供空白的其他单位或者个人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只不过是一种手段行为，最终还是要服务于目的行为，否则行为人不可能顺利为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也不可能顺利进行自己的经营活动。因此，这里其实应该按照为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犯罪行为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定罪，从重处罚。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行为主体是否具有合法纳税资格并不重要，因为在审判实践中遇到行为人在具备合法纳税资格的情况下也借用其他单位或者个人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然后再在实际经营活动中为他人虚开，两种行为在成立犯罪的情况下的关系与上述对第一种情形的分析完全相同。对此，理论上存在争论，有学者认为，虚开行为人应该是合法持票人；而有的学者认为，实践中持票人多为合法持票人，但法律上并无限制。争论的焦点仍然在于行为人是否为合法纳税资格主体。我们赞同后一种观点，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明确是否具备合法纳税资格并非毫无意义，很多情况下是无合法纳税资格主体的行为人在实际经营活动中先让他人给自己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然后虚开给别人。在进行了实际经营活动的情况下，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的实质在于行为人开具与进行了实际经营活动的单位或者个人不一致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即实际开票人与增值税专用发票上开票人或者开票单位不一致。
3、 关于损失数额的认定
刑法关于损失数额的规定，有的属于定罪数额，直接关系到罪的成立，有的属于量刑数额，影响量刑的轻重。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中，损失数额的性质属于后一类型，主要与行为人的量刑有关，尤其是直接影响到对行为人能否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问题。实践中争议的焦点集在损失计算的截止时间问题上。对此，我们认为量刑数额的损失数额，其时间的划定应当不同于定罪数额。后者一般可以案发时、立案时、或者侦查终结时为准。前者则不然，如挪用公款数额巨大不退还，是以一审宣判前作为时间计算标准的。因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的最高刑是死刑，因此，审判机关应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从有利于被告的原则出发，损失计算的截止时间还可以适当延伸。骗取国家税款并且在法院判决之前仍无法追回的，应认定为给国家利益造成损失，法院判决之前追回的被骗税款，应当从损失数额中扣除。一审判决以后，二审或复核生效裁判作出之前追回的被骗税款，也应从一审认定的损失数额中扣除，并以扣除后的损失数额作为最终量刑的基础。
也有观点认为，按照上述方法认定损失数额，势必造成如下结果：在终审判决作出之前，损失数额的认定始终处于不确定的变动状态，一审、二审法院据以定案的事实依据不同，必然导致案件改判率的上升，影响法院判决的严肃性和公信力。此外，上述方法还会带来侦查机关追赃不力的负面影响，因为追回的税款越多，被告人的处罚就越轻。但我们认为此乃追求司法公正的代价，从价值权衡的角度看，上述方法仍然不失为一个相对较好的选择。
实践中，对于行为人既为他人虚开销项增值税发票，又让他人为自己虚开进项增值税专用发票，如何计算给国家利益造成的损失，亦存在认识上的分歧。
依照《增值税暂行条例》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以及进口货物的单位和个人，为增值税的纳税义务人，应当依照本条例缴纳增值税。在生产经营活动中，销货方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应税劳务，一般情况下，应纳税额为当期销项税额抵扣当期进项税额后的余额。购货方购进货物或接受应税劳务，所支付或者负担的增值税额为进项税额，准予从销项税额中抵扣。按照税款抵扣制，相对于同一纳税人应缴纳的增值税，是其以本环节销售部分的税额扣除上一环节购进部分已经负担的税额之差。这里所说的购进部分负担的税额正是上一环节销售方纳税人应缴纳的增值税，每一环节纳税人所缴纳的增值税是通过商品或劳务的销售或提供转嫁给下一环节的纳税人，反映出增值税具有“多环节征税、税不重征”和“税收转嫁”的特征。
我们认为，既然进项税额是购货方在购进货物或接受应税劳务后，所支付或负担的增值税额，其抵扣税款时，税务机关依法应当将其支付或者负担的销项税额从中扣除。如果行为人有购销事实，但让他人为其开具的增值税发票上的税款数额超过实际发生的税款数额，抵扣税款时即可从中非法牟利；如果行为人没有从事购销活动，其本身不需要向税务机关缴纳增值税，其让他人为自己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并以进项增值税专用发票向税务机关抵扣税款的纳税行为，仅为掩人耳目，国家税款在这一环节上不会造成损失。但如前所述，因其虚开进项增值税专用发票，危害了国家对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监督管理制度和税收征管秩序，应当认定为其具有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犯罪的“其他严重情节”。
4、实施盗窃或诈骗增值税专用发票等行为后为他人虚开行为的定性
对于盗窃、诈骗、伪造增值税专用发票而又为他人虚开的情况下，存在两个犯罪行为并存的情形。刑法第211条明确规定，盗窃或者诈骗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要按照盗窃罪或者诈骗罪来处理，但是并没有说明盗窃或者诈骗增值税专用发票后为他人虚开的行为定性。同样对于伪造增值税专用发票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刑法也没有规定定性问题。审判实践中遇到行为人往往在盗窃、诈骗、伪造增值税专用发票之后为他人或者为自己虚开，牟取经济利益。因此，对这些行为的定性不能够停留在盗窃、诈骗或者伪造增值税专用发票的阶段上。在行为人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为目的盗窃、诈骗或者伪造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情况下，行为人的目的行为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盗窃、诈骗、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仅仅是手段行为或者方法行为，最终还要服务于虚开行为。因此，这里符合牵连犯的特征。就犯罪轻重来说，刑法第206条、第264条、第266条规定的伪造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盗窃罪、诈骗罪的刑罚有三个幅度：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关于死刑的刑罚规定并不在上述行为涉及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情况下适用。而刑法第205条第1款、第3款除了规定与上述三种犯罪相同的自由刑幅度之外，还规定了二个幅度的罚金刑：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对于有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骗取国家巨额退税的情况下，还有可能判处无期徒刑和死刑，并处没收财产。因此，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比较之下是重罪。这种情况下，盗窃、诈骗、伪造增值税专用发票之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应该按照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定罪，从重处罚。对此，有的学者则认为“为他人虚开”包括“为他人虚开的犯罪分子自己伪造增值税专用发票，或通过盗窃、欺骗、抢劫、非法购买等手段获得增值税专用发票，然后为他人虚开”。这里还存在着另外两种情况：一是抢劫的情况下仍然属于牵连犯，但是较重的犯罪是抢劫罪，因为刑法第263条中对抢劫罪仅仅规定了两个刑罚幅度：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即便是行为人在抢劫之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无论是否“骗取国家税款，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给国家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都可以适用刑法第263条抢劫罪的规定定罪处罚。二是除了以盗窃、诈骗方法外，行为人还以抢劫、抢夺或者敲诈勒索、侵占、职务侵占等方式获取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如果出现了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情形，自然可以按照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来处理，但是如果并没有虚开，甚至还出现了毁坏他人或者其他单位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能否按照刑法规定第五章的侵犯财产罪来处理呢？根据刑法第210条的规定，盗窃、诈骗的情形自然可以成立盗窃罪、诈骗罪，但是对于其他的情形则没有规定。尤其是在行为人侵犯增值税专用发票之后并不虚开的情况下，是根据侵犯行为定罪处罚，还是按照破坏生产经营罪处理呢？如果按照侵犯行为定罪，如盗窃罪、诈骗罪、抢夺罪、敲诈勒索罪来处理，具体的犯罪数额又该如何认定呢？1997年11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若干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五条列出各种特殊物品中并不包含增值税专用发票，又不能按照有价支付凭证、有价证券、有价票证的规定处理。我们认为，根据体系解释的原理，应该和刑法第210条的规定保持一致，按照具体的侵犯行为性质来认定犯罪的性质，例如，侵占罪、职务侵占罪等。但问题在于如何确定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财产性质，即如何确定犯罪中的具体数额，因为刑法或者司法解释并没有明文的规定。结合审判实践，应该区分两种情况：1.犯罪对象是空白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对此，可以按照增值税本身的购买价格来认定犯罪数额；2.犯罪对象是填写了一定交易金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对此，因为增值税专用发票可以用于抵扣税款，而且已经使用过了，原来的购买价格没有意义，可以按照抵扣税款的数额来认定犯罪数额。之所以不能够按照破坏生产经营罪来处理，是因为尽管行为人将被害人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占为己有，暂时性地妨害了被害人的经营活动，但是并没达到完全破坏生产经营的程度，被害人可以重新向税务部门申领增值税专用发票，从主观上说，行为人可能主观上并不具备破坏他人生产经营的目的，而具有非法占有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目的，比较符合占有型侵犯财产罪的犯罪构成条件。
5、 共同犯罪问题
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件中，对于“为他人虚开”、“让他人为自己虚开”、“介绍他人虚开”中“他人”的理解，关系到虚开行为中不同行为人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也即是否成立共同犯罪的问题。首先，“为他人虚开”和“让他人为自己虚开”之间有对向关系，在双方主观上都明知的情况下，“让他人为自己虚开”必然会涉及到“为他人虚开”，当然，反过来则未必成立，因为在为他人虚开时，接受者不一定知道自己接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是他人虚开的——实际开票人与票面开票人不一致或者票面交易数额不符合实际等等。从“他人”的法律地位看，“他人”可能是社会组织，也可能是公民个人。在双方主观上都明知的情况下，他们的行为在本质上一致——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那么能否成立共同犯罪呢？对此，早有学者指出，是可以成立共同犯罪的，因为他们双方彼此互为“他人”，在主观上具有相同的犯罪故意，在客观上实施的是法律禁止的相同的犯罪行为。但是，也有观点指出，如果“为他人虚开”或者“让他人为自己虚开”中的行为人指向的对象不具有稳定性，是不确定的多数人，那么之间的对向关系可能无法建立，就应该按照各自的行为定罪处罚，但是，这种观点反对上述行为对向关系成立的可能性，认为没有必要按照共同犯罪来处理。结合审判实践，我们认为，有的情况下，比如，行为双方有稳定地对向关系，那么就完全符合刑法中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有必要按照共同犯罪来处理，否则违法了罪刑法定的原则。当然，如果行为人之间确实不存在稳定的对向关系，那么自然不能够按照共同犯罪来处理。其次，关于“介绍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与其他两种行为之间的关系。行为人介绍甲给乙虚开增值税时，和甲、乙在主观上有着相同内容的故意认识，不仅违法性认识相同，而且都认识到特定的行为对象，在实施了介绍行为之后还存在着具有相同法律本质（虚开增值税转用发票）的犯罪行为，完全符合共同犯罪的规定。刑法第205条虽将之单独规定为一种虚开增值税转用发票的实行行为。但是，刑法也没有禁止在这样情形下按照共同犯罪处理。因此，对于介绍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人完全可以按照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共同犯罪处理，而不必单独定罪处罚。
那么，在单位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共同犯罪中，犯罪单位之间、犯罪单位中的自然人之间可否区分主从犯？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10月实行的《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是否区分主犯、从犯问题的批复》规定：“在审理单位故意犯罪案件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不区分主犯、从犯，按照其在单位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判处刑罚。”据此，在司法实践中，对单位犯罪中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按照其在单位犯罪中所起的作用，根据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能够正确地确定刑事责任，就没有必要再区分主犯、从犯；但从某种意义上讲，单位犯罪中，有关责任人员具有共同的实施单位犯罪的故意和共同的实施单位犯罪的行为，可以成立共同犯罪。根据具体案情，如果不区分主从犯，对被告人量刑很难做到罪责刑相适应的情况下，也可以而且应当区分主从犯。
四、 虚开增值税发票犯罪的成因分析及相应对策
（一）、犯罪成因分析
1、低成本、高利润是导致增值税发票犯罪的直接原因
由于增值税专用发票是抵扣税款的依据，纳税人取得了增值税专用发票，就等于取得了抵扣税款的权利。因此，犯罪者不需要很大投资，往往只需申办成立一个挂名的企业，给当地税务、工商、海关、银行等部门一些工作人员一点好处，国家的上百万、千万的钱就可以转移到自己的腰包，从而获得巨额利润。就算此时案发，犯罪者已经挣到了足够的钱财，甚至已经大肆挥霍，造成大量巨额税款难以追回的重大损失。
2、体制制度及法律规范的不健全是导致增值税发票犯罪的主要原因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国家管理中的一些体制和制度还不完善，抑制职务犯罪机制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消减，继而增强了一些意志较薄弱的税务人员的侥幸心理和投机心理，利用职务之便实施犯罪。同时税务机关内部征管、稽查之间缺少良好的协调机制，征收管理手段落后，征管信息传递不畅，再加上一部分税务干部无视操作规程，随意简化工作程序，致使一些规章制度流于形式，最终给犯罪分子留下可乘之机。
3、思想教育欠缺、纳税意识不强是导致增值税发票犯罪的主观原因
一方面，一些地方基层税务部门只注重收入任务的完成，而忽视政治思想教育，一部分税务干部受社会上不良风气的影响，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在“糖衣炮弹”面前吃了败仗，堕落成为增值税发票犯罪的帮凶。另一方面，一些企业和个人没有形成正确的纳税意识和规范的依法纳税行为。就个人而言，“购货者不要发票，要发票者不购货”现象的普遍存在，无形中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提供了温床。而对于企业来说，企业困难了就打税的主意，公司资金周转不畅也打税的主意，税仿佛成了一块“唐僧肉”，成为一些单位和个人“猎”财的首选目标。
4、权力介入与地方保护是导致增值税发票犯罪久打不绝的关键原因
增值税发票犯罪案件久打不绝，并不断升级的关键原因是地方保护及一些腐败分子充当“保护伞”。有的地方的一些部门、单位从局部利益出发，没有完全杜绝地方保护主义，把利用增值税专用发票进行骗税的企业作为地方财政增收的财源，甚至有些政府工作人员把骗税作为个人大发横财的手段。腐败保护犯罪，犯罪助长腐败，互相作用，互相影响。近几年来，涉及增值税发票犯罪的大要案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二）、相应对策
加强思想教育，加大税收宣传力度，提高全民纳税意识。
一方面，通过深化税务执法队伍教育，强化基础预防，提高税务干部拒腐防变能力，打造一支高素质、高水平的专业化征税队伍。另一方面，进一步加大税收宣传的力度，加强税收知识的普及，提高和培养全民族的纳税意识，使税收观念深入人心，使纳税成为公民的自觉行为，形成依法纳税光荣的社会风尚。
建立健全专用发票管理法规，不断充实和完善刑事立法。在体制上，对容易发生问题的岗位、环节在管理制度上进行修改完善，建立专用发票的管理使用法规，增设对屡教不改的单位停供专用发票和对使用专用发票者要事先交纳保证金，发生违反发票管理规定的，保证金不予退还等方面的规定。同时，强化税收征收管理和监督，不断完善税收管理机构，改进税收征管制度，充分发挥计算机在管理增值税专用发票方面的作用，建立一套科学化、规范化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交叉稽核体系。在立法上，可考虑补充规定伪造发票专用章，财务印章,发票监制章为犯罪行为，补充设定非法取得专用发票而报销使用、非法所得数额较大并占为己有的行为为犯罪；补充规定开设地下工厂或集团进行专用发票犯罪，属从重打击对象，可考虑对专用发票犯罪除了处以刑罚外，并规定没收非法所得,收缴犯罪工具、处以罚金,剥夺直接责任人员的特定职务资格等处罚。
要加强部门配合，实施综合防范。防范和打击专用发票犯罪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任何一个部门或环节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而应当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协调配合，综合防范。税务部门既要加强与公检法等部门的配合，建立起强有力的税收司法保卫体系，为国家组织收入提供强有力的保障，又要树立“全国一盘棋”的思想，完善地区间协作规定，联手打击增值税发票犯罪。此外，税务部门还要加强与新闻媒介的沟通联系，对一些涉及面广、危害大、有影响的重特大案件,及时通过报刊、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介，向社会曝光，教育人民群众，震慑犯罪分子。
摒除地方保护主义，加大打击力度。税务部门应当认清“打击”与“保护”的辩证关系，放弃单纯的保护税源观念，将构成犯罪的案件，一律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司法机关应加大打击力度，集中力量，重点打击团伙、集团犯罪和以伪造、倒卖增值税专用发票为常业牟取暴利等犯罪，对犯罪分子严惩不贷，达到震慑犯罪的作用。
广东省广州市人大常委会


广州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


（2003年9月3日广州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2003年9月26日广东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批准）

目录
第一章 总则
第二章 拆迁管理
第三章 拆迁补偿与安置
第四章 罚则
第五章 附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本市城市房屋拆迁的管理，维护拆迁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保障建设项目顺利进行，根据国务院《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本市市辖区范围内的国有土地上实施房屋拆迁,并且需要对被拆迁人补偿、安置的,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市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对本市城市房屋拆迁工作实施监督管理；区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按照职权分工，对本辖区内的房屋拆迁工作实施监督管理。
规划、建设、公安、工商、文化、教育、民政、城管等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协同实施本办法。

第二章 拆迁管理

第四条 拆迁房屋的单位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后，方可实施拆
迁。
申领城市房屋拆迁许可证的，应当向市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提交下列资料：
（一） 建设项目批准文件；
（二）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三） 国有土地使用权批准文件；
（四） 拆迁计划和拆迁方案；
（五） 办理存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出具的补偿安置资金专用帐户的存款证明；
（六） 产权自有、未设定抵押权的补偿安置用房证明。
前款第五项规定的补偿安置资金存款证明的金额不得低于补偿安置资金总额的百分之五十。该存款金额与补偿安置用房价值之和不得低于补偿安置资金总额。补偿安置资金存款证明的金额达到补偿安置资金总额的，可以不提供补偿安置用房证明。
拆迁补偿安置资金总额的核定办法，由市人民政府另行制定。
第五条 市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自收到申请之日起,应当在三十日内按本办法第四条所列条件进行审查。符合条件的，颁发房屋拆迁许可证；不符合条件的，应当作出不予颁发房屋拆迁许可证的决定，并且书面说明理由。
第六条 市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将房屋拆迁公告在实施拆迁的区域内张贴，并且在公开发行的报纸上刊登。
房屋拆迁公告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拆迁的目的和依据；
（二）拆迁的地点和范围；
（三）拆迁期限；
（四）拆迁人、拆迁人委托的拆迁单位的名称；
（五）达不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法律救济途径；
（六）索取拆迁相关资料的地点；
（七）其他应当公告的事项。
第七条 因城市规划调整改变拆迁范围的，市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书面通知拆迁人。拆迁人应当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七日内，到市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办理有关变更房屋拆迁许可证的手续。市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将变更后的拆迁范围予以公告。
因城市规划调整改变拆迁范围给拆迁人或者被拆迁人造成损失的，政府应当给予补偿。
第八条 具备法人资格并依本条规定取得房屋拆迁资格证的单位，可以接受拆迁人委托，组织房屋拆迁。
申请房屋拆迁资格证的单位，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取得房屋拆迁员证的拆迁工作人员十名以上；
（二）取得中级以上职称的建筑工程技术人员二名以上。
符合前款规定条件的，市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核发房屋拆迁资格证。
本条第二款所称拆迁工作人员，是指受拆迁人或者拆迁人委托的拆迁单位指派，与被拆迁人、房屋承租人协商拆迁补偿安置等事宜的人员。
第九条 拆迁工作人员经考核合格后，由市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颁发房屋拆迁员证。
拆迁工作人员进行房屋拆迁工作时应当佩戴房屋拆迁员证；未佩戴房屋拆迁员证的，被拆迁人、房屋承租人有权拒绝与其协商。
第十条 房屋拆迁资格证自颁发之日起有效期为二年。有效期满需要延长的，拆迁单位应当在有效期满的二个月前，向市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办理延期手续。逾期不申请的，房屋拆迁资格证自动失效。
第十一条 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房屋承租人应当依法订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被拆迁房屋的建筑面积及价格金额；
（二）拆迁补偿方式；
（三）搬迁期限；
（四）违约责任；
（五）当事人需要约定的其他事项。
实行房屋产权调换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除前款所列内容外，还应当包括补偿安置用房的权属证明、有关规划资料、价格金额、面积、地点、楼层、差价款的支付方式和期限等事项。
实行货币补偿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除本条第一款所列内容外，还应当包括货币补偿款的支付方式和期限。
第十二条 拆迁人应当自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订立之日起三十日内，将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报市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三条 在房屋拆迁公告发布之日起至拆迁工作完毕止，拆迁范围内房屋的结构和附属设施的安全责任由拆迁人承担，但因使用人、使用人以外的第三人的原因和不可抗力引起的除外。
第十四条 拆迁期间，拆迁人应当保障尚未搬迁的被拆迁人、房屋承租人原有的供水、供电等基本生活条件。
市、区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拆迁人的监督，切实保障被拆迁人的基本生活条件。
第十五条 被拆迁人、房屋承租人凭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向公安、邮政、电信、公用事业、教育等部门或者单位申请办理户口迁移、邮件传递、电话迁移、供水、供电以及转学、转托等手续，相关部门或者单位应当依法按照有关规定办理。
第十六条 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或者拆迁人、被拆迁人与房屋承租人达不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经当事人申请，由市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裁决。被拆迁人或者房屋承租人是市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的，由市人民政府裁决。裁决应当自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作出。
第十七条 拆迁补偿安置争议经裁决后，被拆迁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提起行政诉讼，并且拒绝受领补偿款的，拆迁人可以到公证机构办理提存公证。
第十八条 在裁决规定的搬迁期限内，被拆迁人或者房屋承租人拒绝搬迁的，由市人民政府责成有关部门强制拆迁，或者由市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拆迁。
实施强制拆迁前，拆迁人应当向公证机构办理被拆迁房屋的证据保全和拆迁补偿款的提存公证。
第十九条 法律、法规对拆迁外国领事馆房屋、军事设施、华侨房屋、教堂、寺庙、文物古迹、历史文化保护区内的建筑物等另有规定的，依照有关的法律、法规执行。
第二十条 拆迁人应当将拆迁补偿安置资金存入金融机构的专用帐户。拆迁补偿安置资金在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完成之前，不得挪作他用。
市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拆迁补偿安置资金使用的监督。
第二十一条 被拆迁人选择产权调换的，拆迁人应当提供不同地段的两处以上产权自有的补偿安置用房供被拆迁人选择，所提供的补偿安置用房应当符合国家质量安全标准和本市规划配套要求。
在拆迁补偿安置完成前，拆迁人不得转让、抵押、租赁补偿安置用房，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暂停办理该房屋的相关手续。

第三章 拆迁补偿与安置

第二十二条 房屋拆迁补偿以房地产权证所列登记事项为依据。
房地产权证所列登记事项不明确或者与现状不符的，被拆迁人应当自房屋拆迁公告发布之日起二个月内向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办理有关确认手续。
符合房地产权属登记的法律、法规规定的确认条件的，市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依照《广东省城镇房地产权登记条例》规定的时限办理有关确认手续。申办事项需要以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的批准文件为依据的，由市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查明后确认。
拆除违法建筑和超过批准使用期限的临时建筑，不予补偿；拆除未超过批准使用期限的临时建筑，按重置成本结合成新予以补偿。
第二十三条 拆迁补偿的方式可以实行货币补偿,也可以实行房屋产权调换。
拆迁非公益事业房屋的附属物,不作产权调换,由拆迁人给予货币补偿。
拆迁租赁房屋，被拆迁人与房屋承租人对解除租赁关系达不成协议的，拆迁人应当对被拆迁人实行房屋产权调换，不作货币补偿。
第二十四条 被拆迁房屋和补偿安置用房的价格，由拆迁人和被拆迁人协商确定。拆迁人和被拆迁人协商不能达成协议的，可以共同或者分别委托具备房屋拆迁评估资格的房地产评估机构进行评估。共同委托不成或者对分别委托评估的结果有异议的，经拆迁当事人申请，可以由市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采用随机抽取的方式确定房地产评估机构进行评估，评估结果作为补偿安置的依据。
具备房屋拆迁评估资格的房地产评估机构，由市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定期公布。
第二十五条 被拆迁房屋的货币补偿金额，根据房屋的区位、用途、建筑面积等因素，以房地产市场评估价格确定。
本市历史旧城区范围内被拆迁住宅房屋的补偿金额，按照房地产市场价格增加百分之二十确定。历史旧城区范围以附图的标示为准。
被拆迁房屋补偿金额达不到最低补偿标准的，按照最低补偿标准支付。最低补偿标准由市人民政府另行制定。
第二十六条 拆迁执行政府规定租金标准的公有住宅房屋，被拆迁人实行房屋产权调换的，拆迁人应当提供使用面积不少于被拆迁房屋使用面积，并且与被拆迁房屋价格相当的房屋给被拆迁人，产权调换的房屋仍由原承租人继续承租；被拆迁人对房屋承租人进行安置的，安置用房的使用面积不少于被拆迁房屋的使用面积。
第二十七条 选择货币补偿的被拆迁人申请购买经济适用房、租住廉租房，符合申请条件的，市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优先安排。
第二十八条 拆迁用于公益事业的房屋，拆迁人应当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城市规划的要求予以重建或者给予货币补偿。
前款所称公益事业是指科教、文化、卫生等社会公共福利性，非生产性、营利性的事业。
第二十九条 拆迁按照房改政策购买的房屋，被拆迁人可以按照住房制度改革有关规定购买公用分摊面积后再办理拆迁补偿安置相关手续。被拆迁人不购买公用分摊面积的，对被拆迁人按照原购房面积给予补偿。
第三十条 在房屋拆迁公告规定的拆迁期限内，有以下情形之一的房屋，可以由市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代管：
（一）产权不明晰的；
（二）所有人死亡并且尚无法确定继承人的；
（三）所有人下落不明又无合法代理人的。
拆迁由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代管的房屋，拆迁人应当与代管人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应当公证。被拆迁房屋应当依法办理证据保全。
被代管房屋的所有人出现或者继承人确定的，市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将产权调换的房屋或者货币补偿款及其银行利息返还该所有人或者继承人。
第三十一条 拆迁人应当对被拆迁人或者房屋承租人支付搬迁补助费等相关费用。
在过渡期限内,被拆迁人或者房屋承租人自行安排住处的,拆迁人应当支付临时安置补助费;被拆迁人或者房屋承租人使用拆迁人提供的周转用房的,拆迁人不支付临时安置补助费。
搬迁补助费和临时安置补助费按照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二条 实行房屋产权调换的，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应当计算被拆迁房屋的补偿金额和所调换房屋的价格，结清差价。
实行货币补偿或者实行产权调换，拆迁人需补房屋差价的，应当在被拆迁人搬迁前一次性支付补偿款或者差价款。
由被拆迁人向拆迁人支付所调换房屋差价的，被拆迁人可以分期付款，首期付款不低于差价总额的百分之三十。
第三十三条 被拆迁房屋所在地块依照规划建设的住宅房屋，其面积大于或者等于原所在地块被拆迁住宅房屋总面积的，被拆迁人可以选择原址产权调换的补偿形式。
被拆迁人选择原址产权调换的，应当在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中明确。拆迁人应当自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核发新建房屋预售许可证之日起七日内告知被拆迁人；被拆迁人应当自收到拆迁人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与拆迁人就新建房屋签订产权调换协议。被拆迁人逾期不签订产权调换协议的，不保留原址产权调换的权利。
被拆迁人选择原址产权调换的，拆迁人应当在被拆迁人搬迁前一次性支付被拆迁房屋的价款。
被拆迁人应当按照产权调换协议商定的期限、方式向拆迁人支付所调换房屋的价款。
第三十四条 被拆迁人应当在搬迁前向市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交回被拆迁房屋的房地产权证，市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予以注销。
实行产权调换的，拆迁人应当为被拆迁人办理所调换房屋的产权登记手续。市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给予办理。

第四章 罚则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第四条第一款规定,未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擅自实施拆迁的, 由市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依照国务院《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三十四条处罚。
第三十六条 拆迁人违反本办法第四条第二款、第三款的规定, 提供虚假资料或者以其他欺骗手段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的,由市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依照国务院《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三十五条处罚。
第三十七条 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违反本办法的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违法核发房屋拆迁许可证、房屋拆迁资格证、房屋拆迁员证以及其他批准文件的；
（二）核发房屋拆迁许可证以及其他批准文件后不履行监督管理职责的；
（三）违法办理有关拆迁房屋登记确认手续的；
（四）应当暂停办理补偿安置用房抵押、转让、买卖手续，而未暂停办理的；
（五）对违法行为不予查处的；
（六）有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定行为的。

第五章 附则

第三十八条 县级市可参照本办法实施。
第三十九条 本办法自2004年1月1日起施行。1997年6月10日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实施的《广州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同时废止。


附录：国务院《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有关条款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未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擅自实施拆迁的，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责令停止拆迁，给予警告，并处已经拆迁房屋建筑面积每平方米二十元以上五十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五条 拆迁人违反本条例的规定，以欺骗手段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的，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吊销房屋拆迁许可证，并处拆迁补偿安置资金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三以下的罚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