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人大常委会


湖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办法
湖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湖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13号)


（湖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6次会议于2001年7月27日通过，自2001年10月1日起施行）


第一条 为了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以下简称种子法），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农作物、林木品种的选育和种子生产、经营、使用、管理等活动，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省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分别主管全省农作物种子和林木种子工作；县级以上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农作物种子和林木种子工作。
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所属的种子管理机构负责种子管理的具体工作。
第四条 县级以上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管理种子的主要职责包括：
（一）负责种质资源和植物新品种的保护，组织品种选育、引进、试验、审定（认定）、登记和良种繁育、推广；
（二）拟定并组织实施种子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实施种子工程、体系建设；
（三）核发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
（四）监督检查种子生产和经营活动，对种子质量进行监督检验、仲裁鉴定和管理，查处违法生产、经营种子的行为，调解种子纠纷；
（五）组织落实救灾备荒种子贮备任务；
（六）组织种子生产、经营、管理等有关人员的培训、考核及技术交流；
（七）有关种子管理的其它工作。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种子管理工作经费列入同级财政预算。种子管理机构应当与种子生产经营机构在人员和财务上分开。
第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扶持种子产业的发展，加强对种子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保护科学研究成果。
省人民政府设立专项资金，用于扶持良种选育和推广。
第七条 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推广优质、高产良种及其配套实用科学技术，应当先进行试验示范，方可在适宜地区组织推广。
第八条 省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不同的生态区域，建立种质资源库、种质资源保护区或者种质资源保护地，加强特有种质资源的管理与保护。
第九条 主要农作物品种和主要林木品种应当分别经省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设立的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在海拔、气候等差异明显的地区，经省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的委托，市、州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可以设立品种审定小组，承担适宜于该区域内的主要农作物品种和主要林木品种的审定工作。
非主要农作物、林木品种的选育和引进实行登记管理，品种登记的内容包括品种的来源、特征特性、生产试验情况及植物检疫情况等。
申请审定品种单位或者个人应当提供试验种子，并按规定缴纳必要的试验成本费。
第十条 通过国家审定的主要农作物、林木品种，可以根据国家品种审定公告，在本省适宜的生态区域推广。经省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同意，相邻省通过审定的属于同一适宜生态区域的品种可以引种，并由市、州以上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公告。
第十一条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擅自采集林木种子生产基地内的种子以及珍稀、濒危树种的种子，确需采集的，应当根据林业行政主管部门下达的计划，按照国家标准进行。
第十二条 申请领取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应当符合种子法规定的条件和国务院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要求。
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由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发证权限核发和验证，其有效期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三条 种子生产者、经营者应当依法分别建立种子生产、经营档案。
第十四条 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认真组织实施对种子质量的监督检查，建立种子举报制度，接受群众的投诉和举报，并及时查处。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绝和阻挠。
第十五条 经省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考核合格的县级以上种子质量检验机构，可以依法承担本行政区域内的种子质量检验工作，并按照种子检验规程实施检验和核发种子质量合格证。申请委托检验和仲裁检验的，申请人按有关规定交纳检验费用。
因种子质量发生纠纷的，当事人可以向所在地县级以上种子质量检验机构提出检验申请。当事人对检验结果不服的，可以向上级种子质量检验机构提出重新检验，上级种子质量检验机构应当及时检验，并将检验结果答复当事人。
第十六条 种子经营者调运或者邮寄出县的种子，应当按照国家规定附有检疫证明和种子质量检验合格证。
种子经营者为方便农民购种，在经营有效区域内，可在当地邮政部门办理小包装种子邮购业务，并可适当简化手续。邮政部门应当及时准确邮寄到户。
第十七条 专门经营不再分装的小包装种子，或者受具有种子经营许可证的种子经营者的委托代销其种子的，凭当地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的登记证明办理营业执照。对符合条件的，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予以登记。
第十八条 种子经营者委托其他单位和个人代销其种子的，必须在其种子经营许可证的有效区域内进行委托。并与代销方签订书面协议，代销方应当在协议范围内从事代销活动。
第十九条 发布种子广告，其内容应当符合种子法的规定，并经发布所在地县级以上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未经审查的，不得发布种子广告。
第二十条 销售的农作物、林木种子应当按国家有关规定附有标签，标签标注的内容应当与销售的种子相一致。农作物种子的适宜种植区域和主要农作物杂交种子的世代等注意事项，应在标签上分别加注。
第二十一条 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查处种子生产、经营违法行为时，可以对种子生产、经营、贮运场所实施现场检查，查阅、复制当事人有关合同、发票、账簿以及其他相关资料。
经省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木材检查站在木材检查中，发现林木种子违法行为的，应当及时向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报告。
第二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种子法已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没收种子和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1倍以上3倍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一）未经登记，引进非主要农作物、林木品种的；
（二）擅自采集林木种子生产基地内的种子以及珍稀、濒危树种种子的。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2001年10月1日起施行。


2001年7月27日
中国传统法制对当代社会父权的影响

张旭灿


内容提要：中国法制源远流长在几千年的制度构建中逐渐形成了一整套完善的维护父权的制度体系对现代社会中父权的影响深远，本文试从中国法制关于父权的发展过程来解析现代父权的种种现象和对父权这一中国特色制度的前途做一探讨。
关键字：父权 法制传统 婚姻 继承
中国的传统礼法观念中强调义务本位，正所谓亲亲，尊尊。作为子女似乎对父母只有逆来顺受的分，何谈权利。法律制度中集中反映了一个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念，一种思想，一种文化，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于自然、社会和人与人关系的种种看法与做法，而能称之为传统的东西必将在现实中有影响力。法制观念的变化往往是较为缓慢的。了解中国法制的演变过程对于理解现实生活中为什么会存在儿女状告父母引起社会争议这一在西方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事实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中国历代家庭法制简介
此处所指的法是广义的法，它包含民间法的内容。在原始社会中并未出现私有制时并无家庭形式，便无从谈起子女权利。在中国国家文明出现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1世纪的夏代。本文就以曾宪义老先生的划分体例将中国的法制依发展时期风格特色等粗略标准来划分。中国法制历史大致可分为早期法制，战国以后的古代法制，近现代法制三大部分。[1]
1、 中国早期法制（习惯法时代）
中国早期法制一般指夏商西周及春秋时期的法制。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奴隶制时代的法制，其主要特点是以习惯法为基本形态。
夏王朝的建立统治者便将古代的习惯法作为治国的根本进行推行来完善自己的统治体制。到了商朝经历了从“兄终弟及”制即“兄死弟继，无弟子继，弟死兄子继的制度。说明第一代继承人是弟，这主要是有利于统治秩序的维护，弟比兄子有更多的社会经验。但由于经常会引发社会争斗，所以更改为“嫡长子继承制”。从此嫡长子成为继承政治权力和物质财产的合体。到西周时期沿袭了嫡长子继承制。正妻所生之子为嫡系，其他为庶出，正妻及其所生子女有明显的不同地位。西周进一步完善了礼治，出现了“周公制礼”的情况。礼中有一个核心的概念“孝”，
礼中的核心是“亲亲”尊尊。西周时期还出现了明文的“不孝”罪，被认为是很严重的罪行，《尚书》中记载周公曾经告戒康叔说：“元恶大敦，引为不孝不友”要“刑兹无赦”。西周时期对告诉权中规定“父子不得相诉，父子将狱，是无上下也”。不孝动摇了家族政治的根本，也就动摇了国家的根本，当然要大力惩治。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西周时期婚姻成立的实质要件。《诗经》中“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宗法制下婚姻决非男女当事人之事，未经父母家长同意而行婚姻之事谓之“淫奔”是不为礼法所容。婚姻解除的决定权也掌握在父母手中。七出三不去是对父权的典型反映，作为西周婚姻制度主要体现的六礼制度也沿袭到后代，对汉唐，明清制度有广泛的影响。春秋时期是中国的大动荡时期，礼治开始衰落，但并未从根本上动摇家族政治赖以存在的基础。
2、 战国以后的封建法制时期
秦朝时出现了“破坏婚姻家庭罪”其中包括了‘擅杀子，子不孝，子女控告父母，尊幼殴尊长’秦简《法律问答》中“擅杀子，黥为城旦舂”秦律中对继承人的确定有法定继承人和指定继承人两种，秦律中限制了子告父母的权利，把子告父母定为“非公室告”司法机关不得受理。到了汉朝“亲亲得相首匿”原则的确立更进一步强化了家庭观念，汉律仍以七出三不去为弃妻的主要原则，西汉由于受到儒家学说的影响妇女在公婆少不欢欣的条件下，便可以强迫夫妻离弃，古乐府中《孔雀东南飞》中的焦仲卿与妻刘兰芝的悲剧就是一例，汉律中有不孝罪依法，无论什么情况下殴打父母皆处死刑，殴死父母到枭首，杀父母以论处腰斩，甚至居父母丧，司与人通奸着也处死刑。汉为推行孝道，提倡同居共财，即不与父母祖父母分居析财。继承法中两汉规定爵位的继承，基本沿袭嫡长子继承制，非子，非正没有爵位的继承权，关于财产继承，主要是土地和其他财产，汉代开始出现诸子均分财产的情况，庶子女儿都有财产权。三国两晋南北朝在继承上严格惟有嫡长子有继承权，服制定罪是其一大特色，尊长杀伤卑幼关系越近则定罪越轻反之则越重，但幼犯尊长则正好相反，重罪十条中出现了不孝罪，隋朝把不孝进一步放到了“十恶”中。
盛唐时期《户婚律》中极力维护封建婚姻家庭的制度，首先法律确认了封建买卖婚姻的合法性，家长有主婚权，卑幼不依家长私定婚姻者要受杖一百的处罚。在家庭生活方面，唐代法律赋予家长极大的支配权，家长拥有教育惩戒子女的各项权利，子女有非礼行动，家长可以动用家法惩戒，严重者还可以送交官府处以二年以上有期徒刑，财产一应有家长支配，子孙如果另立户口私存资财要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刑罚适用上亲属相犯，同罪异罚。宋辽金元并未有所发展，明代基本沿用上朝，在继承上实行嫡长子继承制，但在财产继承上明律规定“不问妻妾婢生只以子数均分。
3、 近现代时期
清朝末年修律过程中出现了法理派与礼教派的斗争。“子孙违反教令”是传统法制中一条针对子孙卑幼的不听教令的弹性很大的条款，只要子孙违背了尊长教令即可成为罪名，随唐以后各代法律都有此条，赋予违反父母尊长的子孙以惩罚。还有“送惩权”对于多次触犯父母尊长者，尊长可以直接要求官府发遣，法理派则认为这是教育问题无关法律。天下父母无不是之父母，子孙对父母祖父母的教训最多是‘大杖则走，小杖则忍’只有忍受之理，断无防范之说，但法理派则提出“正当防卫之说”和“父杀子，君主治之以不慈之罪”之假想，以拉近中国法制与西方法制之距离，势必会受到当时传统势力的打击而被迫流产。到了民国时期，民法典中规定废止旧法中长期沿用的宗祧制度，子女对遗产的继承权改变过去那种有男子独占的局面，采用平等的继承制度，婚姻由男女当事人自行定订，但司法院的解释还公然承认买卖婚姻的合法性。确认以父权为中心的封建家长制。父母得于必要范围内惩戒子女。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才从立法上彻底废除了家长集权制。
二、中国传统法律关于父权的特点
1、婚姻方面“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婚姻成立的必备要件。而男女家长对于解除婚姻也有操纵权。在经历了夏商的婚姻制度酝酿期后在西周形成了婚姻六礼，‘七出三不去’等固定形式，发展到汉代以后由于受到儒家法文化的影响，公婆对子的休妻权更是膨胀，父母的主婚权从一经成立便牢不可破，真可谓历尽沧桑，越挫越勇。发展到后来逐渐演变成了打捞政治资本和经济资本的工具。父母的主婚权成了悲剧的罪魁祸首。有些人经常自以为豪的说中国几千年文化从未中断，殊不知如此顽固的文化中的糟粕也是生命力很完全的。在当代社会边缘地区还仍有包办买卖婚姻的情况，虽不如以前厉害，但这种观念很容易导致失败的婚姻，从婚姻中的不到幸福。
2、在继承方面经历了嫡长子继承制之后，逐渐过度到诸子均分。
之所以会发生这种变化，是因为由于考虑到嫡长子接触社会较早，由他继承可以更好的发挥财产的作用，对财产的均分虽也出现过女儿有继承权的情况但转瞬即逝，整体是以男子继承为主，这样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现代社会中，尤其是广大农村地区妇女主动放弃继承权的现象，因为虽然古代的这种制度已经不存在了但由于他的长期的的存在在过去的时空中，使自己已经内化为人们的心中，在没有一个长期的变化的情况下，他将以‘民间法’的形式发挥作用。
3关于子女诉父母的权利，在西周时期就被排斥在子女的诉权，把西周时期子女伤害父母的罪定为不孝罪，刑兹无赦，大力惩处。在秦朝虽也曾出现过禁止善杀子，但对于其处罚力度是很小的，到隋唐时期不孝被列为“十恶”。尊长犯幼越近越轻，而幼犯尊长越近越重。在日常生活中家长有对子女用家法的权利，到清代末期随着西方法制思想的传入，法理派提出了正当防卫等与封建礼教严重相违背的立法举措，反映了东西方法制文化的冲突。时至今日父母在教育教育子女时也经常是棍棒相加，曰之‘子不打不成材，玉不磨不成器’。在此等领域我国法也尚未制定出相应的法规对其予以严格限制。只要打的不中也无人管。
三、对于传统法制的一些思考
上面对我国历代法制中关于子女权利的考察发现了在现代法制中与之不同之处。及二者之间的冲突。对于这种冲突我们不能以封建之糟粕简单的给予否定。这种制度的存在有其极为深刻的历史时代背景。正如一位哲人所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1]我们在解读历史的时候，一定要明白存在的即是有根据的。在我们解读前人的历史时，也该想一想后人如何解读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以当代的视角去观察历史，从自己的价值去品评历史是欠缺公正的。但笔者仍想谈几点浅见。
在任何时代他的制度设计都要遵循制度运行的内在机理。中国古代之追求大价值乃一“稳”字，所有制度的设计都是遵循这一价值理念来设计的。家族是国家的浓缩，家族中一定秩序的维护要求确定一个权威，便是父！正如商鞅所言，“一兔走，百人逐之，何也？名分未定也！”在大家庭中要想保持稳定也要确定名分，名分定则无人乱！但想到这不禁感慨为什么我们想到的是确立等级秩序，而西方却想到的是确定平等权利呢？这可能是源于东西方不同的世界观所至吧。
在我国历来缺乏权利对抗观念，自然在制度中也是缺乏，所以导致了在与父权对峙的过程中没有相关权利的产生。但温情的家族观念使这一态势能够在中国长期存在。但无疑我们这种制度相对与西方是落后的。中国将重心放在了防“受治者”之恶而不是防“治者”之恶。[2]西方在为我们的学习中打开了一扇窗户的同时也局限了我们的视野。我们不应当把精力集中在为什么中国没这个，为什么中国没哪个，而是应当意识到应立足于中国文化，以足够的主体精神建设性的提炼，融合或转化我们的文化中的权利要素。[3]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我们的“父权制度”由于失去了他的文化土壤，政治制度土壤，经济土壤，正在以即快的速度土崩瓦解。一个保护子女权利的全新制度体系正在悄然无声的走进我们的生活。
参考文献：
1、[1]《中国法制史》 曾宪义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2、[2]《中国民权哲学》 夏勇 三联出版社
3、[3]〈超越比力牛斯山〉 贺卫方 法律出版社

（注：古文资料皆选自教科书〈中国法制史〉（曾宪义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