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起工伤赔偿案看我国工伤保险法规的进步

广东赋诚律师事务所 杨加放律师

都说在劳资纠纷中，劳动者处于弱势地位，工人打官司难。看了下面这个真实案例，我们或许能受到某些启发。
王某系甲工厂聘请的司机。二○○二年十一月十七日中午，甲工厂老板的弟弟李某要求王某出车，送李某等人去外地办事。办完事回到工厂时已是傍晚七点钟左右，王某把车停在工厂，步行回家，谁知在厂门外的马路上被一辆飞驰而来的摩托车撞倒在地，当即昏迷不醒。摩托车司机驾车逃逸，王某后被行人发现送进医院。王某伤势严重，住院近一个月，花去医疗费两万多元，眼睛落下残疾，从此不能再开车。在王某住院期间，甲工厂只垫付了一万元，还叫王某写下借条，因为工厂方面认为王某的交通事故不属工伤，应自行向肇事者追偿。王某不服，认为自己应享受工伤待遇，双方遂起纠纷。
王某出院后即请求劳动局处理，劳动局告知王某必须先取得社保局的工伤认定后才能提起劳动仲裁，于是王某开始请求社保局认定工伤。社保局要求王某出示交警部门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说要根据王某在交通事故中的责任来认定是否属于工伤。王某要求交警部门出具认定书，到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王某才拿到责任认定书，认定驾车人无名氏应负事故的全部责任，行人王某不负事故责任，这样才初步具备了认定工伤的可能性。
社保局接受王某的工伤认定申请，开始向甲工厂做调查。甲工厂负责人提出两个问题，第一，事发当天是星期天，全厂休息，李某虽然是老板的弟弟，但不是工厂的职员，无权调配车辆，因此王某出车不是受工厂指派，属私自用车；第二，王某由工厂包吃包住，宿舍在工厂内，他走到厂门外去并非回家的必经之路，发生事故应责任自负。王某感到非常冤枉，认为甲工厂歪曲事实，李某不仅是老板的弟弟，而且他在工厂还有办公室，是部门经理，怎么一出了事就说李某不是甲工厂的人呢？另外，王某的家在厂外，工厂从来也没给他包吃包住，他下班回家必须要经过厂门外的马路，工厂说的都是假话。社保局通过调查询问，虽然查明王某确实住在厂外，但对于李某是否属于甲工厂职员一时难以确定。经过王某多方求助，并得到尚在甲工厂工作的朋友的帮助，社保局终于查出甲工厂早把将李某作为本厂职员为其购买了社会保险！这下，李某的职员身份确认了，再辅以其他证据，社保局作出了《享受工伤待遇资格认定书》，认定王某在二○○二年十一月十七日遭受交通事故应享受社会工伤待遇，并由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为7级伤残。但此时已是二○○三年四月了。
王某拿到《享受工伤待遇资格认定书》之后，就向劳动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但由于甲工厂对工伤认定不服，已向市社会保障局提出复议，因此劳动仲裁委员会告知王某要等复议结果出来再说。市社会保障局经过近两个月的复议，作出了维持原工伤认定的复议决定书，认为王某符合《广东省社会工伤保险条例》第七条第一款第六项的规定，即在上下班时间及必经路线上，发生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具有享受社会工伤保险待遇的资格。
有了复议决定书，劳动仲裁委员会终于在二○○三年七月份受理了王某关于工伤补偿的仲裁申请。到这个时候，才可以说王某迈出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果不其然，甲工厂不同意王某的补偿请求，并对市社会保障局的复议决定不服，向市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法院撤销工伤认定书。法院受理了这起行政诉讼案件，劳动仲裁委员会自然就中止了仲裁，何日再继续仲裁，要等行政审判的结果。
也许法院认为本案比较复杂吧，经过漫长的四个多月时间，法院在二○○三年年底才作出一审判决，驳回了甲工厂的诉讼请求。甲工厂充分利用法律赋予的上诉权，向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时间来到二○○四年的二月底，二审判决下达，结果并不出人意料：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兜了一大???只氐搅死投?俨梦?被帷４耸蓖跄称盖氲穆墒θ衔?俨们肭笫且桓龉丶??匦虢?行拚??蛭??裨骸豆ど吮Ｏ仗趵?芳靶薷暮蟮摹豆愣?」ど吮Ｏ仗趵?肪?焉??凳??怨ど伺飧督?辛舜蠓?鹊牡髡?岣摺？?ナ蓖跄程岢霰救斯ぷ视?700元每月，以此为标准向甲工厂要求较高的补偿。甲工厂随口承认王某的月工资是1400元，仲裁庭已记录在案，但仲裁庭并未理会王某的请求，竟然裁决王某应该回甲工厂上班，由甲工厂给予王某医疗费及残疾补偿金等共计两万多元了事，同时王某还应向甲工厂归还曾经借的壹万元钱。这样的裁决不禁叫人哑然失笑，对这毫无意义的裁决书，律师没有浪费时间，即刻代理王某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按照新工伤条例及王某的月工资标准，详细列出了补偿请求及理由。
法院受理了这起劳动争议案件后，产生了两种不同的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王某的请求应得到支持，因为按照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第六十四条的规定：“本条例自2004年1月1日起施行。本条例施行前已受到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职工尚未完成工伤认定的，按照本条例的规定执行。”王某虽然在二○○二年负伤，但直到二○○四年二月二十四日才经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终审认定是工伤，应当以该判决书生效之日作为王某的工伤认定完成之日，因此王某的工伤补偿问题应执行新条例。第二种意见认为，所谓工伤认定，是社会保障部门的行政职责，应以社保部门作出《享受工伤待遇资格认定书》的时间为完成工伤认定的时间，因此王某的工伤补偿问题不能适用新条例。
经过王某律师的据理力争，一审法院依据第一种意见作出了判决，即全面执行新的《工伤保险条例》和《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给予王某较高的工伤补偿。二○○四年七月，王某接过这份期盼已久的判决书，第一次露出了舒心的笑容，也第一次感受到了法律的人情味。此时此刻，王某的律师反倒忧心忡忡，甲工厂肯定是要上诉的，如果二审法院不认为应该适用新法规的话，该怎样去安慰王某？这时反倒是王某安慰起律师来了，他说熬过了四百多个不眠之夜，今天政府总算有份东西出来告诉我可以向甲工厂拿补偿了，至于是多还是少并非关键，有个说法就行了。唉，多么纯朴善良的劳动者，他不是不知道，就他的具体情况来说，适用新法规足足要比旧法多三倍的补偿！
诉讼还在进行中。甲工厂对一审判决上诉之后，王某能做的只有等待。但甲工厂却在悄悄地进行着财产转移，把值钱的机器设备一点一点地搬到它们在异地新开的工厂！王某偶然发现了甲工厂的行径，急忙问律师可不可以申请查封它？“查封？谈何容易！用什么做担保呢？”律师只能指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第二部司法解释早日出台，到那时劳动者要求对工厂做财产保全就可以不用担保了，但是现在……能做的只有请求二审法院早日出判决。
终于，二○○四年十月底，王某迎来了胜利的判决，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驳回甲工厂的上诉，维持原判。新的法规被适用了！判决生效后，二○○四年的十一月十六日，律师帮助王某向执行局提出了强制执行的申请——耐人寻味的是，这天正好是王某受伤两年整。
但是故事还有下文。甲工厂拒不履行生效判决，被执行局查封了工厂后，厂方竟然在星期六指使员工凿墙打洞，妄图偷走里面最后一点值钱的原材料！王某发现后几乎要急红眼了。也难怪丫，就是再纯朴的人们，面对工厂如此恶劣的行径也会急的。律师帮助王某一方面打110报警，一方面通知执行局。公安机关弄清了事实后，当场把厂方的有关人员“请”去了派出所；执行局的同志也立刻赶了三十多公里的路，专程来到甲工厂，对厂方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并责令厂方立即将执行款上交给执行局。甲工厂眼见无法再抵赖下去，才不得不向执行局交纳了王某全部的工伤补偿款……
笔者本不想写下这么一篇长长的流水帐，但是没有办法，是那些看似合理的法律程序导致这本流水帐实在是太长……

在这漫长的索赔道路上，有几点很值得人回味——
王某受伤是在二○○二年，二○○四年才得到补偿，时间是长了点，但法律并没有让王某吃亏，相反使他多得了好几倍的补偿。为什么呢？这完全得益于律师及时帮他调整仲裁和诉讼请求，以新的工伤条例及王某本人的工资水平为标准计算补偿款。对照一下新旧工伤条例大家就能看明白。
先来看旧的。按照原劳动部1996年颁布的《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第二十四条，职工因工致残被鉴定为五级至十级的，……按伤残等级发给一次性伤残补助金，标准相当于伤残职工本人六至十六个月工资。……伤残程度被评为七至十级，职工本人愿意自谋职业并经企业同意的，或者劳动合同期满终止合同后本人另行择业的，可以发给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具体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劳动行政部门根据实际情况确定。但是，王某身在广东某市，而广东对于工伤保险有不同的规定。按照1998年《广东省社会工伤保险条例》第二十七条、2000年《广东省社会工伤保险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五条之规定，“一次性伤残补助金”被称为一次性残疾补偿金，“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被称为一次性工伤辞退费，二者都是以所在市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为基数计发。本案中王某的伤残被评定为七级，那么一次性残疾补偿金加上一次性工伤辞退费总共是37个月的市平均工资，以每月平均工资标准约650元计，37个月共计人民币24050元。难怪劳动仲裁委员会只裁决甲工厂向王某补偿两万多块钱。
再来看新的法规。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于2003年4月27日公布，二○○四年一月一日开始实施。新条例规定，职工因工致残被鉴定为七级至十级伤残的，享受以下待遇：从工伤保险基金按伤残等级支付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七级伤残的标准为12个月的本人工资，……劳动合同期满终止，或者职工本人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的，由用人单位支付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和伤残就业补助金。具体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2004年1月14日修订过后的《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从2月1日开始实施，这次修订完全遵循了《工伤保险条例》的原则，规定一次性伤残补助金是以工伤职工本人工资为基数计发：七级伤残为十二个月的本人工资，……职工本人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的，由用人单位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和工伤医疗补助金。其中，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按本人工资为基数计发：七级计发二十五个月；……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按本人工资为基数计发：七级计发六个月。以此为标准，王某应得工伤补偿为1400元×（12+25+6）月=60200元。再加上停工留薪期的工资，总补偿款要高于以往三倍。这充分说明，我们国家在保护劳动者权益方面的步伐，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最后，笔者看到本案折射出了方方面面的一些问题，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王某能够最终获得胜诉，跟其代理律师固然有关系，但王某如果在本地没有立足之地、在甲工厂没有肯帮他的朋友，是很难打赢这场官司的。首先，如果不是他在甲工厂的朋友告诉他关于工厂给李某买社会保险的信息，他除了能证明李某是工厂老板的弟弟之外，还能有什么证据证明李某是工厂的职员？如果无法证实李某是甲工厂职员，王某就会输在起点上。其次，执行局查封甲工厂后，如果不是王某的朋友通风报信，王某怎可能知道甲工厂的人会做出挖墙洞的事来？对于甲工厂来说，是有内奸，但客观地说，是甲工厂内还有些有良心、有正义感的好人，在本案的背后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如果我们的政府有关部门也多一些这样的好人的话，劳动者维权是不是能少一些曲折呢？
甲工厂也可以从中吸取某些教训。的确，利用法律的漏洞有时可以欺负一些打工仔，漫长的诉讼进程会把那些势单力薄的劳动者吓退。但社会终究是在进步，法律正在逐步地完善起来，要想在各方面立于不败之地，还是不要轻视法律，不要轻视正义吧！
而对于甲工厂的代理律师来说，要真正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是不是在搞社会关系学的同时，还应该多注意一下法律法规的变化呢？


加入WTO对海事审判的影响与对策
Influences and Countermeasures confronted by
Maritime Trial after China’s Entry into WTO

倪学伟
Ni Xuewei


“入世”对我国的影响是全方位、多层面、宽领域、深层次的。为此，海事法院作为国家行使涉外审判权的一个重要窗口，如何直面“入世”的挑战、积极采取正确措施予以应对？无疑，这一问题因中国的正式“入世”已十分紧迫地摆在了海事法官面前。本文通过对WTO所要求的司法审查制度和透明度原则的分析研究，初步回答了海事法院在加入WTO的新形势下如何公正高效行使审判权、依法保护中外当事人合法权益的诸多理论与实务问题。

一、WTO所要求的司法审查制度将予海事法院体制性的革新
WTO的重要协议之一《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第6条第2款规定：“（a），每个成员应维持或按照实际可能尽快地建立司法、仲裁或行政法庭或程序，在受影响的服务提供者的请求下，对影响服务贸易的行政决定作出迅速审查，并在请求被证明合理时，该成员应确保这些程序实际上会作出客观和公正的审议。（b），(a)项的规定不能解释为要求一成员建立与其宪法结构或法律制度的性质不一致的法庭或程序。”GATS附件中涉及到自然人流动、航空运输服务、金融服务、海运服务、电信服务等领域，其中有关海运服务的详细规定，将对我国海事审判产生直接影响。另外，《装船前检验协议》第4条“独立审议程序”也规定：“各成员应鼓励装运前检验机构和出口商共同商议双方之间的争议。然而，在按照第2条第21款的规定提出申诉后的两个工作日内，任何一方都可将争议提交一个独立的审议机构。”
上述两条款的内容，实际上是WTO规定的司法审查制度在海运服务领域的具体化。其核心是要求成员方建立独立于海运服务行政机关的行政救济机构，且应有一套完整的行政救济程序，对行政行为的审查须客观、公正，该机构的裁决应具法律上的拘束力。建立行政救济机构是“用尽当地救济原则”的一个条件。但在WTO规则中，若国际社会普遍认为某一成员方的行政诉讼制度不合理，或行政诉讼机构不独立、不具可信赖性，或成员方以前的国内救济机制作出了国际公认的明显不公正的裁决，则可不受“用尽当地救济原则”限制，直接将有关案件提交WTO争端解决机构（DSB）解决。
我国“入世”后，海运服务市场将进一步对外开放，而在海运服务行政管理方面一旦发生纠纷，就应有一个独立于行政管理机关的机构进行公正处理，以便将其解决在国内，否则，行政争议可能因没有国内适当的救济途径而被直接提交WTO争端解决机构处理，使国内行政争议国际化，从而导致我国在世贸组织活动中不必要的被动。我们知道，世界范围内，各国的行政救济制度主要有三种模式，即英、美等国的普通法院是行政救济机构，同时也有一些独立的裁判所为行政救济工作；在法国等国家，则由独立的行政法院进行行政救济；其他国家则成立独立的裁判所进行救济。这三种模式的共同点是行政救济机构必须独立于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就我国目前的宪法结构、国家体制及海运行政机关具体情况而言，海运行政纠纷应以司法机关即海事法院进行最终审查为最佳选择。但是，海事法院原本是没有行政审判权的，这可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得到证实，该解释第六条第二款规定：“专门人民法院、人民法庭不审理行政案件，也不审查和执行行政机关申请执行其具体行政行为的案件”。因应加入WTO的现实，针对海事行政纠纷的专业性、特殊性、涉外性，有必要突破专门法院不能审理行政案件的旧规定，赋予海事法院行政审判权。
最高法院于2001年8月9日公布并于9月18日起施行的《关于海事法院受理案件范围的若干规定》，是我国根据加入WTO的现实而采取的一项重大司法举措。该文件第40条、第41条规定，海事行政案件、海事行政赔偿案件由海事法院专属管辖；第60条规定，海洋、通海水域行政主管机关依法申请强制执行的案件，由海事法院专属执行。上述规定使海事法院平添了行政审判权，因而是对专业法院不得管辖行政诉讼案件旧规定的重大突破，同时也将对海事法院的审判体制产生实质性影响。可预见的是，该文件颁布施行，使海事法院专业审判舞台在千年交替的新世纪更为广阔，使海事法院作为我国涉外审判窗口的极端重要地位较之从前更为凸显。如前所述，WTO的有关规则已明确要求成员方加强对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故而随着我国“入世”后对外贸易的繁荣和对外运输的增多，海事行政诉讼无疑将会逐年增加并越来越普遍。
海事法院属中级法院建制，但不同于地方中级法院的是全国十家海事法院都享有跨所在地市行政区域的司法管辖权，法院的人财物由地方“高管一级”，即由省级人大常委会任命院长、庭长和法官，省级财政保障法院的经费，从而保证了海事法院较少受所在地市行政机关的制约，使其能真正以国家法院而不是“地方的法院”的身份公正处理案件，基本杜绝了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扰。海事法院的这一特点符合WTO规则关于行政救济机构必须真正独立的要求。事实上，行政救济机构的独立性要求，同样也是行政诉讼案件所必须的。我们知道，海事行政诉讼是指从事海洋运输、生产等活动的行政管理相对人不服海洋及通海水域行政管理机关（下称海洋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或不服该机关的复议决定，在法定期限内起诉，由海事法院依法进行审理和判决的司法活动。中国或外国的自然人、法人、合伙组织、社会团体和其他组织从事海洋运输、渔业生产、海岸带开发等经营活动，与海洋行政机关发生监管与被监管关系时，都拥有作为海事行政诉讼原告的资格。海事行政诉讼的被告则具有恒定性，即被告只能是海洋行政机关。在我国，海洋行政机关主要有海事局、渔监、渔政、海洋局、通海水域人民政府下设的水利局、水产局或其他水行政主管机关、基层人民政府等等。被告恒定为掌握国家行政权力的行政机关，倘若处理行政纠纷的法院在人、财、物上依赖于该行政机关，那么案件的公正处理显然是不可能的。所以说，海事法院的独立性特征是公正行使海事行政诉讼案件的有力保障。
根据最高法院规定，自2001年9月18日起，海事行政诉讼案件即成为海事法院的专属管辖范围，普通法院没有管辖权，且该类行政诉讼案件的二审机关并非有关高级法院的行政审判庭，而是审理海事法院海商、海事上诉案件的民事审判庭。对海事法官而言，“入世”后的海事行政审判是一个全新的领域，需要从头学起，因而首先面临的是一个学习的问题。一方面，海事行政审判工作大多涉及国家的对外贸易和海运政策，与国家整体利益和国家法治形象密切相关，另一方面，WTO协议又极为复杂，与国内法的关系尚未有明确的定论，其中还有大量的例外和不确定的法律概念，故而海事法官不加强学习就难以胜任全新的行政审判工作。对海事法院而言，由哪一个审判庭行使行政审判权，即在海事法院内部是否增设海事行政审判庭？全国人大及最高法院对此未有定论。笔者认为，以目前海事行政案件的比例，以不设专门的行政审判庭为妥，可在海商庭或海事庭内设立一个人员较为固定且行政法律素养较高的行政案件审判合议庭，专司海事行政案件审判工作；待该类案件大幅上升时再考虑设立专门的海事行政审判庭。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不对法院的体制产生任何影响，实际上，赋予行政审判权后对海事法院的现行体制将会有较大突破，它也许会成为将来赋予海事法院海事刑事审判权的一个突破口，毕竟，海事法院的跨区域管辖权和相对于所在地市的独立性是普通法院所不具备的，而这一特点又正是今后法院体制改革的一个方向。另外，我国宪法和行政诉讼法没有赋予法院违宪审查权及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权，这与WTO关于司法审查包括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审查的规定是抵触的。为履行我国政府的承诺及避免与WTO规则的冲突，我国很可能会在近期将地方人民政府的抽象行政行为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以确立司法权威，并实现从“行政化国家”到法治国家的转轨。届时，海事行政审判的要求将更高，责任将更大，海事法院与行政机关的关系将更微妙，而进一步加强海事法院的独立性将更显重要，为此，法院人、财、物方面的行政管理体制以及独立审判体制也须相应进行必要的革新和调整。
二、WTO的透明度原则对海事审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WTO的透明度原则，是指成员方与贸易有关的立法、行政、审判等部门应及时公布法律、法规及政策，且应保证法律、法规及政策的可预见性和稳定性，并进而保证社会成员为参与对社会的管理而获取足够的信息资料。该原则又称为“阳光原则”。透明度原则早在1947的关贸总协定中就有所规定，只是在世贸组织规则中，这一原则所涉及的透明方式与程序更加完善。比如，GATT1994第10条第1款规定“任何缔约方实行的有关为海关目的的产品计价或分类，有关关税或其他费用的征收率，有关对进出口国际收支转移的条件、限制与禁律，或者影响产品销售、分配、运输、保险、库存、检验、展览、加工、配料或其他利用等的法律、规章、普遍适用的司法判例与行政裁决，均应迅速予以公布，以使各国政府和贸易工作者能熟悉它们”，其第2款进一步规定，对现有政策法规的修改和制定新的规则，如其可能对国际贸易造成更大障碍者，未经公布，不得执行。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第3条亦规定，成员方与该协定有关的法律、规章、普遍适用的司法判例、行政裁决、国际协议都必须公布。政策、法规应迅速或立即公布，自公布时起至实施时止应有一段合理的期间以便其他成员方了解和适应该新规定，除非这有损于新规定的施行（如利率、汇率的调整）。
海事审判是否应贯彻透明度原则？答案是肯定的。这不仅是WTO规则要求成员方应尽的义务，而且也是海事审判工作的本质属性所决定的。根据民诉法、海诉法的有关规定，我国已经在海事审判中实现了一定程度上的公开和透明，但与WTO规则的要求尚有较大距离，仍有许多改进之处。我们认为，透明度原则至少在以下几方面影响海事审判工作的传统程序，并将给审判工作以改革的动力：
（一）透明度原则要求司法解释工作进一步完善和改进
被称作“动态的法” 的司法解释，是我国法律体系中一道十分独特的风景。一方面，司法解释是对全国人大制定的成文法的解释，主要是关于成文法在实践中如何操作的规定，是成文法的具体化，另一方面，司法解释是对审判实践中亟待明确而成文法又没有规定的内容作出的相应规定，如关于证据规则的规定，它并非最高法院与全国人大争夺立法权，而是填补法律空白。对中国这样一个实行成文法的国家，由于法律的过于原则、不完善甚至于空白，由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将法律具体化以便于审判操作，这具有毋庸置疑的正当性。根据最高法院《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若干规定》[法发（1997）15号]的规定，司法解释的形式有“解释”、“规定”、“批复”三种，都具有法律效力，当其作为裁判依据时，应当在司法文书中援引。但是，该文件第11条关于司法解释以在《人民法院报》上公开发布的日期为生效时间的规定，显然与透明度原则是不符的。为便于消化理解、或就疑问处提出咨询和进行答复，新司法解释应提前公布，公布之日就是生效施行之日的做法是搞突然袭击，既不利于法院司法，也不利于当事人遵行。另外，最高法院进行司法解释时，应始终以法律规定为依据，且应有高度的主体意识，切不可迁就行政机关的内部规定或迁就效力低于法律的行政法规、规章，否则司法解释就可能变味为行政部门的内部文件，其后果是很恶劣的。如沿海、内河货物运输纠纷的诉讼时效问题，海商法未作明确规定，根据法理，该时效可推定为远洋运输的时效期间即1年，或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认定为2年。但最高法院1988年12月8日《关于水路货物运输中索赔期问题的复函》却根据国务院颁布的《水路货物运输规则》及《水路货物运输合同实施细则》的规定，将该时效认定为180天。很明显，这一认定是没有法律根据的。就连交通部水运司也承认：180天索赔期间“没有上位法的相应条款作为依据……这样的规定不仅形同虚设，更是对有关当事人的一种误导” 。当2001年1月1日生效施行的《国内水路货物运输规则》取消180天的索赔期间后，最高法院才于同年5月22日以批复的形式认定沿海、内河货物运输纠纷的时效期间为1年。这实在是司法解释迁就行政规章的一种尴尬，其实质是解释法律者主体意识的失落或者说是没有自己的思想。司法解释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决定了“入世”前后要对原有的解释进行一次彻底的清理，与法律相抵触、与WTO规则相矛盾的都要坚决废止。另外，法院判案时内部掌握的“会议纪要”、“领导讲话”、“红头文件”等，都与透明度原则相悖，应予清理，符合法律规定且又是审判工作必不可少的，由最高法院将其上升为司法解释，其余的则予废除，以此实现判案根据的公开、透明，为“阳光下的审判”创造条件。
（二）透明度原则要求海事审判的庭审工作真正意义上的公开
目前，海事案件除民诉法第120条规定的不公开审理的几种情况外，都实行了庭审公开制度，允许任何公民持有效证件旁听，经特别许可，甚至还准许对庭审情况进行电视现场直播。但根据透明度原则，我国海事审判的庭审公开与法治国家的差距还是很明显的，这主要表现在证人出庭作证率低，鉴定人、行政机关几乎就没有出庭作证的记录，从而使得“质证在法庭”的庭审原则在一定程度上流于形式，并进而使得审判的公正性受到合理的怀疑。海事案件具有涉外性强的特点，其一方当事人往往是外国人，它们对国际社会通行的证人出庭作证是习以为常的，相反，对证人不出庭作证的做法却持反对态度，对证人不出庭就作出的判决难以信服，哪怕有关的判决在实体上是公正的。“入世”后，我们应以证人出庭作证作为海事审判深化庭审公开程序的一个突破口，以此实现WTO对透明度原则的要求。自2002年4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已明确了证人出庭作证为原则、不出庭作证为例外的制度，但其在审判实务中的执行可能会遇到一些阻力。要求普通自然人出庭作证，问题不大，但要掌握一定权力的官员作为证人出庭作证，特别是要求其以官方身份出庭作证，则在目前的中国会有相当难度。我们知道，在法庭上查明案件事实的客观要求应该是：倘若一个案件首先经过了公安、边防、武警的调查，则参与调查的警官有义务作为证人出庭接受原被告及其代理人的盘问；行政官员根据其工作职责对案件进行过调查处理的，亦应出庭作证；鉴定结论是证据的一种，鉴定人员有义务出庭对其鉴定结论作出说明，并接受当事人的质询。显然，我国目前尚未形成警官、行政官员、鉴定人出庭作证的风气，这与法院在社会上没有足够的权威有一定关系，而更主要的是法律从来就没有这样的要求。鉴于海事案件的涉外性以及一方当事人熟悉国际通行的证人出庭作证规则，在今后的海事审判中，应将警官、行政官员、鉴定人出庭作证予以制度化，以使海事审判庭审程序实现实质意义的和全面的公开与透明。
（三）透明度原则要求以“看得见”的形式体现判决过程的公开
庭审工作的公开只解决了审判程序中“审”的环节的公开，而“判”的环节根据透明度原则也是应该予以公开的。然而，我们很难乐观地说我国“判”的环节是公开、透明的。我国法院素来有“审”、“判”分离的传统，即审案者不判案，判案者不审案。这一有违法治精神的不正常现象源于审判权的行政化，是官本位思想对审判权的异化，同时也与审判人员业务素质低下、客观上需要业务素质相对较高的领导把关有密切关联。海事法院相对于地方法院而言，其人员素质普遍较高，但审案者不判案、判案者不审案这一不正常现象在个别案件中也是客观存在的。判案者躲在审案者的背后，判案的过程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当事人不知道决定其命运的是何许人，如若存在法定的回避事由，则无形中剥夺了当事人申请回避的权利。判案者因为没有亲聆庭审情况，总不如审案者了解案情，尽管有案情汇报制度，但汇报难免会挂一漏万，因而其判案的公正性是可质疑的。这种判案方式违反了审判工作的“亲历性”原则，同时也与透明度原则背道而驰。解决“审”、“判”分离，最关键的是提高审案法官的素质，使其不仅有审案的资格，而且有判案的水平。若一个法官总判错案件，院长、庭长又如何放心让其继续“判”案？2002年1月1日生效的新《法官法》，将法官任职条件提高，并须通过国家统一司法考试方可被任命为法官。无疑，法官业务水平的提高是最终解决“审”、“判”分离不正常现象的有效路径。此外，在短期难以整体提高法官业务水平的情况下，强化合议庭和法官职责，弱化或取消院长、庭长审批具体案件的做法，可以遏止一部分“审”、“判”分离现象。院长、庭长是行政领导，不是审判职务，我们应该还院长、庭长行政长官的本来面目，将行政事务管理者与法官的界限明确区别开来。当然，院长、庭长同时也是法官，他们在做好行政管理工作的同时，应该积极参与到合议庭中来担任审判长，以法官的身份行使审判权，履行一名法官应尽的职责，以期实现审判权与行政权的分离。
“审”的环节的公开是直接摆在法庭上的，而“判”的环节的公开和透明则必须有一个载体，这一载体就是判决书或其他司法文书。自2002年1月1日起，海事法院的部分生效裁判文书开始在“中国涉外商事海事审判网站”上向全世界公开，初步实现了“判”的过程的公开。现在的问题是，“判”的过程应该公开到何种程度？合议庭对判决结果意见一致，直接公布判决结果，这是没有问题的。倘若合议庭意见不一致，歧义法官的意见应否在判决书中公开？即歧义法官的意见是否仍应属于审判机密？如果案件是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后做出的判决，是否应在判决书中公开合议庭的意见和审委会的决定？英美法系国家的判决书要列明歧义法官意见，其好处是当事人可比较正反两种意见，使官司赢得明白，输得心服，减少上诉率，促进司法公正。大陆法系国家的判决大多不公布歧义法官意见。欧洲法院、欧洲人权法院、联合国国际法院、前南问题国际刑事法庭的判决则一律公布歧义法官意见。广州海事法院已率先在其判决书中列明少数法官意见，此举被认为“揭开了合议过程中的神秘面纱，打开了海事审判过程中的最后一道暗箱” 。在判决书中公开歧义法官个人意见，其利弊得失尚需仔细权衡，但我们认为，这种做法最大的好处是将判案的全过程置于阳光之下，虽不能肯定阳光普照之处就没有了罪恶，但阳光下的操作是透明的、看得见的——透明本身就是透明度原则的目的——便于当事人和社会的监督，也能促使法官尽快提高个人素质，实现司法公正，因而是可以考虑的一个改革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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