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人民政府


四川省人民政府第166号政府令



《四川省重大建设项目招标投标稽察办法》已经2003年1月10日四川省人民政府第87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以发布，自2003年3月1日起施行。

省长：张中伟
二○○三年一月二十九日



第一条 为了加强四川省重大建设项目招标投标活动的监督，保障招标投标活动依法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和国家有关规定，结合四川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四川省重大建设项目稽察特派员办公室（以下简称省稽察办公室）负责组织四川省重大建设项目稽察特派员对四川省重大建设项目的招标投标活动进行监督检查。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四川省重大建设项目，是指由国家或者本省全部或部分出资融资的，经省级以上发展计划部门审批或审核后报有管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的建设项目。其中，国家直接管理的重大建设项目的招标投标稽察，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四条 稽察特派员依照本办法规定开展重大建设项目招标投标稽察工作。稽察特派员配备助理。稽察特派员助理依据稽察特派员的安排开展工作。

稽察特派员及其助理（以下统称稽察人员）依法开展稽察工作，项目业主及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予以配合协助。

第五 条四川省重大建设项目招标投标活动应当依法进行。

招标人确定中标人后应当签订书面合同。书面合同中确定的建设标准、建设内容、合同价格必须控制在经批准的设计及概算文件范围内。

第六条 省重大建设项目招标的中标价格低于该项目概算投资额的，原批准机关应当相应调减概算投资额。

第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四川省重大建设项目招标投标过程中发生的违法行为，有权向省稽察办公室投诉或举报。省稽察办公室对受理的投诉和举报，应当组织核查处理或者按管理权限转交有关机关处理。

第八条 稽察人员对四川省重大建设项目的招标投标活动进行监督检查，可以采取经常性稽察和专项性稽察的方式。经常性稽察方式是对建设项目所有招标投标活动进行全过程的跟踪监督；专项性稽察方式是对建设项目招标投标活动实施抽查。经常性稽察项目名单由省稽察办公室确定并通知项目业主及有关部门。

第九条 列入经常性稽察的四川省重大建设项目，招标人应当根据核准的招标事项编制招标文件，并在发售前的5个工作日之前将招标文件、资格预审情况和时间安排及相关文件1式2份报省稽察办公室和省发展计划部门备案。

第十条 招标人确定中标人后，应当在确定中标人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向省稽察办公室和有关行政监督部门提交招标投标情况报告。报告应当如实记载以下内容：
（一）基本情况和数据表；

（二）评标委员会成员名单；

（三）开标记录；

（四）符合要求的投标一览表；

（五）废标情况说明；

（六）评标标准、评标方法或者评标因素一览表；

（七）经评审的价格或者评分比较一览表；

（八）经评审的投标人排序；

（九）中标人名单以及签订合同前要处理的事宜；

（十）澄清、说明、补正事项纪要。

第十一条 稽察人员对四川省重大建设项目招标投标活动进行监督检查，履行下列职责：

（一）监督检查招标投标当事人的招标投标行为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的规定；

（二）监督检查招标投标的有关文件、资料，对其合法性、真实性进行核实；

（三）监督检查资格预审、开标、评标、定标过程是否合法以及是否符合招标文件、资格审查文件规定，并可进行相关的调查核实；

（四）监督检查招标投标结果的执行情况。

第十二条 稽察人员对招标投标活动进行监督检查，可以采取下列方式：

（一）检查项目审批程序、资金拨付等资料和文件；

（二）检查招标公告、投标邀请书、招标文件、投标文件，核查投标单位的资质等级和资信等情况；

（三）监督开标、评标，并可以旁听与招标投标事项有关的重要会议；

（四）向招标人、投标人、招标代理机构、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招标公证机构调查了解情况，听取意见；
（五）审阅招标投标情况报告、合同及其有关文件；

（六）现场查验，调查、核实招标结果执行情况。

稽察人员在监督检查过程中不得泄漏知悉的保密事项，不得干预正常的评标工作，不得直接参与评标。

第十三条 省稽察办公室根据工作需要，可以会同省级有关行政监督部门、地方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开展工作，并可以聘请有关专业技术人员参加检查。

第十四条 在招标投标活动稽察中，发现招标人、招标代理机构、投标人、评标委员会成员和相关工作人员有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及相关法规、规章行为的，由省发展计划部门或有关行政监督部门依照各自职责视情节依法给予处理或者处罚，并可以取消或者限制违法行为人参加四川省重大建设项目投标、评标、代理的资格。

第十五条 稽察人员在履行职责中，有以权谋私、泄露被稽察单位商业秘密、与被稽察单位串通编造虚假稽察报告、对被稽察单位重大违法违纪问题隐匿不报或者严重失职等违法行为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2003年3月1日起施行。





死刑犯要求减刑、赦免权以及会见亲属权简论

山东省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一庭副庭长 姜福先


　　应否废除死刑，自贝卡利亚提出这个问题以来，已争论了200多年，一些国家或地区也在事实上或法律上废除了死刑。笔者绝对不是废除死刑论的支持者，并且简单地谈论死刑应否废除是十分浅陋的。但死刑毕竟是一种最严厉的刑罚方法，一旦错用，便无可挽回。加之我国已经签署了《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正式加入也只是个时间问题。为做好加入条约的法律准备工作，我们不能不对目前的有关法律，尤其是关于死刑方面的法律进行修改和完善。对死刑的适用，不仅要慎之又慎，而且要赋予被处死刑者一些必要的权利。从目前而言，赋予被处死刑立即执行者以请求减刑、赦免的权利和会见亲属的权利是十分必要的。
　　一、死刑犯要求减刑、赦免权
　　被处死刑者（指尚待执行者）有要求减刑、赦免的权利，虽然未被我国目前刑法和刑诉法所采用、吸收，但却已是众多人权保障国际公约的共同规定，比如联合国《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6条第4款规定：“任何被处死刑者应有权要求赦免与减刑，对一切判处死刑的案件均得予以大赦、特赦或减刑。”《美洲人权公约》第4条第6款也规定：“每一被判处死刑者人人均有权请求赦免、特赦或减刑。对一切案件均得给予赦免、特赦或减刑。在主管当局对请求作出决定之前不得执行死刑。”上述公约的相关条款的规定，旨在限制或废除死刑。

　　赋予被处死刑者以请求赦免的权利，从理论上讲是指特赦，即赦免特定的被处死刑者的刑罚，不仅死刑得以免除，自由刑也同时被免除。在一般情况下，如赦免死刑犯往往有点放纵犯罪分子的味道，是不能被人们特别是被害人（一方）所接受的。因而不考虑死刑犯的人身危险性及社会危害性，有如联合国的有关文件及其他地区性人权保障公约规定的那样，统统地要求予以特赦，甚至大赦，显然是置社会安危、社会秩序及被害人一方的合法利益于不顾的丧失理智之举，是不可取、不能取的。但在个别情况下，可能会由于错判或被判死刑者已不再具有人身危险性或社会危害性，或者同时有大功于社会，此时赦免其罪刑应是有益于社会之举，但应对此进行完全排他的列举性规定，从严掌握。
　　而对被处死刑者给予要求减刑的权利，同样是基于慎用死刑的考虑而作出的。对被处死刑者，如其仅系偶犯、初犯，人身危险性不大或不再有什么社会危险性，对其执行死刑往往成为不必要，剥夺了其悔过自新或将功补过（比如通过劳动补偿受害人的损失以取得被害人一方的谅解）的机会，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都是不合适、甚至不人道的。因而此时如其能彻底悔罪，请求最高审判机关予以减刑，其社会效果应该是积极的，同时又落实了“坚持少杀”的原则。至于减刑减到何种程度，应视情况而定，既可变更为死缓许多人，包括理论与实务界人士均认为被处死刑立即执行者改为死缓不是减轻处罚的情形，笔者认为，此论大谬。事实上，死刑立即执行和死刑缓期2年执行有着本质区别，一生一死，天壤之别，何谓不是减轻？在司法实践中，有的犯人罪恶累累乃至罪恶滔天，仅因自首和有重大立功表现，就减至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作者司法者，心里有罪恶感，为立法缺陷而扼腕，也可减为无期徒刑或有期徒刑。
　　因而，对被处死刑的一般刑事犯，只要不是罪大恶极、人身危险性及社会危险性极大，非杀不可的，应给其一定的请求赦免、减刑的法定期间，比如一年或两年，以挽救一条误入迷途的生命（但对曾经被处死刑而被赦免减刑后再次被处死刑者，将不再享有该项权利）。而对于那些罪大恶极、人身危险性极大，死不悔罪的死刑犯，不应赋予其请求减、赦免的权利，以体现区别对待的原则，达到保护社会的目的。
　　我国死刑制度中的“死缓”适用对象，可不赋予此项权利，因为缓刑考验期一过，只要没有再故意犯罪，他们均有减刑的机会与可能。
　　因而，笔者主张，请求减刑、赦免的权利只应赋予被判死刑立即执行者，赋予被处死缓者意义不是很大，或者无此必要。
　　至于审批机关，为了与我国现行死刑复核程序相衔接，可由被处死刑者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减刑、赦免的请求，由院长批准是否准予以减刑、赦免，最后由国家主席（国家元首）签发特赦令或减刑令，从而严格批准程序和批准责任。为加强签批的可操作性，可规定每半年由最高审判机关向国家主席（国家元首）报批一次。
　　为了加强被处死刑者该项权利的行使，应同时允许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代其行使该项权利。
　　给予被处死刑者以请求赦免、减刑的权利，要力求避免出现象美国的刑事司法制度那样的罪犯被处死刑后久拖不决的被动局面。在美国，死刑犯的律师可以替他一二再、再二三地请求缓期执行，有的竟长达十几年，既无谓地让死刑犯承受死刑所带来的恐惧的漫长煎熬之苦，又牺牲了司法效率，更增加了社会负担。曾残忍地杀死33人的美国杀入魔王盖西，在1980年被处死刑后，其律师一再利用美国法律的漏洞，推迟刑期，一拖就是14年。自1978年盖西被捕至1994年5月被执行死刑的16年间，仅盖西一人就耗费纳税人300余万美元之巨的款项，给社会带来的负担是何其的沉重。因而，我国在吸收给予被处死刑者以请求赦免、减刑的权利的同时，一要限制适用对象，即仅赋予非罪大恶极、人身危险性不大的偶犯、初犯且被处死刑立即执行者，其余的均排除在外；二要在法定的一年或两年的期限内，未被批准的，应立即执行死刑，不得再行拖延（有特殊情况的可以作为例外，比如妇女在此间怀孕或生育子女等情形）。
　　给予被处死刑者以请求减刑、赦免的权利，还有保证司法程序公正的考虑，有这样一个缓冲期，可以使司法机关有较为充分的时间来发现错误判决，及时改判，从而借被处死刑者的该项权利的行使达到实现程序公正的目的。如此，在处理死刑案件这样至关重要的问题上，实现了程序公正与保护人权的有机统一，可谓一举两得。
　　二、死刑犯要求会见亲属权
　　在我国很多地方，出于对安全问题的考虑，有关司法机关通常不允许死刑犯会见亲属，其近亲属会见死刑犯的请求也被拒绝。笔者认为，这是不人道的，是对死刑犯会见亲属权的无情剥夺，更是对死刑犯及其近亲属表达亲情权的无情剥夺。生死离别，是人类最痛苦的事情。无论死刑犯如何罪大恶极，其作为人表达亲情的权利不容剥夺。而作为死刑犯的近亲属，骨肉亲情，见被处死刑立即执行者最后一面的请求无论怎么说都不过分。准予死刑犯与亲属作最后的会见，既可以满足他们表达亲情的欲望，更有利于罪犯认罪服法，还可使其亲属感念国家的仁慈之举，接受刻骨铭心的法制教育，并能对死刑犯的身后之事作些交待。因而，死刑犯要求会见亲属及亲属要求会见死刑犯的权利，理应受到尊重并予以切实保护。 　
　　当然，死刑犯与其亲属会见的时间、地点、人员范围、方式等均需当地法院根据实际情况而定。并且从安全的角度考虑，不宜让死刑犯与其亲属毫无隔离地接触，以免发生意外。这一点，西方国家有不少成熟的经验可供借鉴。
　　总之，对被处死刑者要求减刑、赦免权以及会见亲属权，既是刑事司法程序公正的需要，也是我国加入《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改善人权形象的需要。对被处死刑者会见亲属的请求，不需立法即可先行逐步稳妥满足；对其要求减刑、赦免的请求权的实行问题，需与其他法律的修改、完善同步予以立法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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