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人民政府


湖北省关于鼓励台湾同胞投资的规定
湖北省人民政府



第一条 为了鼓励台湾的公司、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及个人（以下统称台湾投资者）在本省投资，促进本省与台湾地区的经济技术交流，根据《国务院关于鼓励台湾同胞投资的规定》及国家其他有关规定的精神，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台湾投资者在本省行政区域内投资，适用本规定。
第三条 台湾投资者可以以下列形式在我省投资：
（一）举办独资企业；
（二）举办合资、合作经营企业；
（三）开展补偿贸易、来料加工装配、合作生产；
（四）购置、租用房产、设备或租赁现有企业经营；
（五）依法取得土地使用权，并开发经营；
（六）购买企业的股票和债券；
（七）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投资形式。
第四条 台湾投资者可以用可自由兑换货币，以及设备或其他实物、工业产权、专有技术等作为投资。
台湾投资者在本省举办企业，应采用先进技术和设备。
第五条 对台湾投资者在本省的投资、购置的资产、工业产权、投资所得的利润和其他合法权益，均依法予以保护，并可依法转让和继承。
第六条 台湾投资者可以在国家允许的范围内向本省投资。
鼓励台湾投资者在本省举办产品出口型企业和技术先进型企业。
鼓励台湾投资者在本省向能源、交通、原材料、开发性农业等基础产业和社会发展事业投资，以及通过利用、改造本省现有生产型企业，进行合资、合作经营或独资经营。
第七条 台湾投资者在本省投资举办的独资经营和合资、合作经营企业（以下统称台胞投资企业），凡符合国家法律关于法人条件的规定，并依法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的，即具有法人资格。
第八条 在本省的台胞投资企业，除享受本规定的优惠待遇外，同时参照执行国家有关涉外经济法律、法规和本省关于鼓励外商投资、华侨投资的地方性法规及规章的规定，享受相应的外商投资者和华侨投资者的待遇。
第九条 台胞投资企业在享受国家规定的免征和减征企业所得税待遇期间，经省税务局批准，免征地方所得税。
国家规定的免征和减征企业所得税期满后，经省税务局批准，继续对产品出口型企业和技术先进型企业免征地方所得税九年；对投资方向符合本规定第六条第三款规定的，继续免征地方所得税六年；对其他类型的台胞投资项目，继续免征地方所得税三年。但是，台胞投资企业实际享受
的免征地方所得税的累计年数，不超过该台胞投资企业总的经营期限。
台胞投资企业在享受本条第二款规定的优惠待遇期间及享受优惠待遇期满后，应当继续给予减免企业所得税优惠的，按国家规定办理。
第十条 台胞投资企业获得的合法利润，再投资于产品出口型企业和技术先进型企业，经营期在五年和五年以上的，经税务机关核准，退还其再投资部分已缴纳的企业所得税税款；经营期不足五年撤出该项投资的，应缴回已退的企业所得税税款。
第十一条 台湾投资者转让属于国家规定的减、免税项目的技术所取得的专有技术使用费，经省税务局批准，可减按百分之十的税率征收所得税。其中技术先进、条件优惠的，报经国家税务机关批准，可免征所得税。
第十二条 台胞投资企业进口以下设备和实物免缴进口关税和工商统一税，免领进口许可证，由海关实行监管：
（一）用于生产出口产品的原材料、燃料、散件、零部件、元器件、配套件；
（二）在投资总额内进口本企业所需的机器设备、生产用车辆和办公设备；
（三）台胞个人在企业工作期间运进自用的、合理数量的生活用品和交通工具。
台胞投资企业的车辆和台胞自带自用车辆（含小轿车、旅行车），赁购买发票或凭海关进口证明，直接到有关部门领取行车执照和牌照。
第十三条 台胞投资企业生产的出口产品，除国家限制出口的外，免缴出口关税和工商统一税。
第十四条 台湾投资者举办的产品出口型企业和先进技术型企业，除设立在省辖市市区繁华地段的外，从成立之日起，免征场地使用费四年。自第五年起，开发费和使用费综合计收的地区，按每年每平方米四至八元计收；开发费一次性计收或者自行开发场地的，使用费每年每平方米不
超过二元。对其中利用、改造本省现有生产型企业的项目，免收场地使用费五年，免收期届满后场地使用费每年每平方米不超过一元。
台湾投资者举办的其他企业，按国家对同等条件的外资企业场地使用费计收标准的70％收费。
台胞投资企业所需建设用地，由当地市、县（含县级市，下同）土地管理部门按有关规定统一办理征地和安置工作后，向台胞投资企业提供场地使用权。台胞投资企业所需用地的费用，应在办理用地手续时，向当地市、县土地管理部门一次付清。
第十五条 台胞投资企业用进口原材料、零部件、元器件、配套件或先进技术设备生产大陆需要进口的产品，在企业自行平衡外汇后，可在大陆销售，并按照国家有关进口替代的规定给予优惠。
第十六条 台胞投资企业在正常生产经营情况下，年度内外汇不能平衡的，经批准，可采取在有关企业之间调剂或在外汇交易所调剂等多种形式解决。
第十七条 对台湾投资者投资项目中我方企业所需的配套资金，除该企业自筹一部分外，由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筹措安排。
第十八条 对台胞投资企业在建设、生产和流通过程中，所需借贷的配套资金和短期周转资金等信贷资金，经开户银行审核后优先安排。
第十九条 对台胞投资企业生产经营所需的水、电和运输条件、通讯设施，有关部门要优先安排，并按照当地同类型国营企业收费标准计收费用。所需的燃料、原材料、辅料等，由计划、物资部门组织安排和供应。对企业生产用电指标，由省和地、市、州“戴帽下达”到企业。有条件
的地方，可安装“双回路”供电线路，所需经费由企业承担。
第二十条 台胞投资企业可以根据生产经营需要，自行确定机构编制，聘用经营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和工人，有权辞退违纪职工。被录用人员所在单位应当给予支持。台胞投资企业办理上述事宜，应当向当地劳动、人事部门备案。
第二十一条 台胞投资企业中的我方人员因业务需要出国和去香港、澳门地区，审批机关按照优先、从简的原则，办理手续。
第二十二条 在本省投资的台胞个人以及台胞投资企业从境外聘请的经营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可以申请办理多次出入境证件和在本省的暂住手续。
第二十三条 在本省投资的台胞凡在省辖市市区一次实际投资二十五万美元，或在县城（含县级市）和乡镇一次实际投资十五万美元的，可将其在农村的亲属（指投资者及其配偶的直系血亲和旁系血亲，下同）一人转到企业所在城镇落户，由国家供应商品粮。投资额超过以上基数者，
每增加投资十五万美元，增加安排其在农村的亲属一人转为城镇户口，由国家供应商品粮。
第二十四条 台湾投资者经批准在本省定居后，原投资的项目仍在经营期内的，以及再行投资的，继续享受本规定中的优惠待遇。
第二十五条 台湾投资者的投资项目，可委托在大陆的亲友或香港、澳门等地区的亲友为代理人。但代理人应当持有具有法律效力的委托书。
第二十六条 对引荐、介绍台湾投资者来我省投资并取得成功的台胞及台胞的亲属，由接受投资的单位按下列标准发给一次性奖金：
（一）生产型企业，按台湾投资者实际投资额折合人民币的千分之一点五计奖；
（二）其他项目，按台湾投资者实际投资额折合人民币的千分之一计奖。
第二十七条 对台胞投资项目的审批，注册登记的答复等事项，有关部门从简优先办理。审批机关自收到报来文件之日起，对项目建议书的审批不得超过十天，对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审批不得超过二十天。属于省审批权限以内的项目，须在二十天内答复批准或不批准；超过省审批权限的
，须在三十天内完成本省审批手续。合同、章程的审查须在十五天内答复。注册登记手续须在十天内完成。
第二十八条 前来投资举办企业的台湾同胞，在申报举办企业时，须提供法律规定的证明文件。
第二十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各有关部门要积极支持台湾投资者办好企业，认真落实鼓励台胞投资的各项政策措施，为台胞投资企业提供指导和服务。
台胞投资企业依照法律、法规行使的经营管理自主权应当受到充分尊重和切实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干预，不得在国家规定之外以各种名义向台胞投资企业收费或摊派。台胞投资企业对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的收费以及摊派，有权拒付。
第三十条 本规定发布前已获准举办的台胞投资企业，凡符合本规定的优惠条件的，自本规定施行之日起，享受本规定的优惠待遇。
第三十一条 省计划委员会、省经济委员会、省对外经济贸易厅、省劳动厅、省人事厅、省土地管理局、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省税务局，应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制定贯彻落实本规定的具体规定，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施行。
第三十二条 本规定应用中的问题，由湖北省对外经济贸易厅负责解释。
第三十三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990年5月14日
　 目前，广东各地法院在审理大量知识产权侵权纠纷案件中，普遍发现如何确定权利人遭致的实际损失，实践中尚难以拿出好的解决办法，导致法定赔偿成为侵权赔偿的主要方式，客观上制约了侵权损害赔偿力度，难以有效遏止侵权。

　　知识产权侵权损害实际损失之所以难以确定的成因，主要由知识产权本身具有无形性，社会商业道德和诚信体系缺失，现行诉讼制度和证据制度赋予权利人主要的举证责任以及诉讼中确定经济损失的举证、质证、认证手段单一等造成的。笔者主张以诉讼制度和证据制度创新，来探索确定知识产权侵权损害实际损失的切实可行办法，有效解决赔偿难问题。

　　一、探索实行证据披露制度和证据妨碍制度

　　其一，结合“谁主张，谁举证”原则，有条件地试行证据披露制度。民诉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知识产权侵权诉讼中，与被控侵权人的获利状况相关的证据，如被告的真实财务账册等，处于被告掌控中，原告难以获得，可以向法院申请调取。法院强制调取这些证据的对象当然包括被告，故被告负有披露该等证据的义务。民诉法第六十五条还规定，人民法院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调查取证，有关单位和个人不得拒绝。根据该款规定，当任何第三方掌握了与侵权赔偿额相关的产品市场份额数据、行业利润率、许可使用费、转让费等的一般标准、惯例和行情时，其亦负有向法院披露的义务。

　　其二，探索建立举证妨碍制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第七十五条规定，若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而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的，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据此，在知识产权侵权诉讼中，若权利人请求法院对被控侵权人的财务账册、电脑硬盘中的财务数据、产品库存量等进行证据保全，而被控侵权人阻挠、抗拒、破坏法院的调查或者保全行动的，可以视为被控侵权人持有不利于自己的证据但拒绝提供，则推定权利人主张的赔偿数额成立。同时，若有证据证明被控侵权人向法院提交残缺、虚假的财务账册的，也应视为被控侵权人隐匿了对自己不利的真实证据，构成举证妨碍，推定权利人主张的赔偿数额成立。举证妨碍制度同样应规范第三人的举证妨碍行为。当负有披露义务的第三人违反披露义务，伪造、毁灭重要证据，妨碍人民法院审理案件时，根据民诉法第一百零二条之规定，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直至追究刑事责任。除公法责任之外，第三人因举证妨碍行为而给他人造成经济损失的，还应向受害人承担侵权损害赔偿的民事责任。

　　二、采取优势证据标准认定损害赔偿事实

　　其一，对实际损失难以查明，但有证据证明该损失明显超过法定赔偿最高限额的，在法定最高限额以上合理确定赔偿额。《证据规定》第七十三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在认定侵犯知识产权的损害赔偿数额时，可以大胆、合理运用优势证据证明标准，在法定最高限额以上合理确定赔偿额。例如，在列入2009年度中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十大案件之一的“道道通”电子导航地图著作权纠纷案中，法院综合全案证据后认为，全国导航电子地图制作投入的人力、物力巨大，市场利润率较高；侵权人重复侵权，恶意明显，单次侵权时间就达一年五个月，且自称连续5个季度在同类产品中市场销售占有率达50.1％、销售量占全国市场的50%，故虽然侵权损害的实际损失难以查明，但该数额明显高于法定赔偿额50万元的限额，最后判决赔偿100万元。最高院将该案选入全国十大案件的一个理由，就是判决比较好地贯彻了有关司法政策，遵循了全面赔偿原则，充分保护了权利人利益。

　　其二，将实际查明数额与酌定数额相结合计算实际损失。当事人提供了据以计算权利人损失或侵权人获利所需的销售数量等数据，其他所需数据尚不能确定的，可以参考许可费、行业一般利润率、侵权行为的性质、持续时间、当事人的主观过错等因素，酌定计算赔偿所需的其他数据，从而计算实际损失赔偿数额。例如，在浙江三维公司诉干人友侵犯商标专用权纠纷案中，法院判决认为，侵权人的销售收入减去进货成本及经营成本后就可以得出销售净收益，即侵权获利。现查明侵权人销售收入减去进货成本的收益为729万余元，侵权人不愿据实提供其侵权期间经营开支的证据，但法院考虑到生产经营客观上必然存在经营成本，为公平起见，综合考量侵权人的经营规模、经营性质等因素后酌定其经营成本为200万元，从而计算其侵权获利为529万余元。法院认为，销售净收益还可以用销售收入乘以利润率来计算。若认定侵权获利为529万余元的，则可以计算出被告的平均年利润率为21%，比同类合法经营企业年利润率高出6至9个百分点。被告系侵权经营，不用支付商标许可费，其利润率高于合法经销商，合乎市场规律和生活常识，反过来也印证了侵权获利为529万余元的合理性和准确性。据此，最终判决侵权损害赔偿额为529万余元。该案较好地运用了将实际查明的侵权销售数量、行业一般利润率等与酌定的侵权经营成本、侵权利润率相结合从而计算实际损失的方法，值得推广。

　　三、建立专家证人制度

　　《证据规定》第六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由一至二名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员出庭对专门性问题进行说明。《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十八条不但规定当事人可以申请由专业人员出庭对专门性问题进行说明，而且直接规定“法庭也可以通知专家证人出庭”。这是建立专家证人制度的依据。“专家”应定位为受委托为诉讼提供或准备证据的人，而“专家在法庭上的说明和评价”，应定位为在某些职业或技术领域内拥有经验和技能的人向法院所提供的证据。专家在其委托人向他通报的或者通过检验、测量等类似手段所发现的事实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知识作出结论。这些结论作为证据是否可以采用，需要双方当事人的质证和法庭的认证。专家证人制度的优势在于当事人和法院不必耗费漫长的司法鉴定时间、高额费用和办理繁复的鉴定手续，节约了诉讼成本，提高了审判效率。同时，为保证专家证词的真实性和公正性，应当赋予专家证人以一定的诉讼义务及民事责任。专家作为证人，受民诉法第一百零二条及《证据规定》第八十条的规范，如违反该义务的，应承担相应的公法责任并以扰乱司法秩序、妨碍司法公正为由处以一定的罚金。另外，专家证人还可能就违反其与委托人之间的合约而承担违约责任；因故意出具虚假、错误的结论或其他重大过失而致他人财产损失的，还应承担侵权赔偿责任。

　　四、完善法定赔偿制度

　　首先，法定赔偿应注重惩罚恶意侵权行为。现行法律规定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适用全部赔偿原则而非惩罚性原则。但事实上在知识产权领域内,对于非故意的侵权宜适用补偿性原则，而对于故意的侵权则应采用惩罚性原则。因为对前者如果采用惩罚性赔偿,无疑会加重侵害方的预防成本，限制经营行为发展。而对于后者采用惩罚性原则,则可以提高潜在侵权人的侵权成本,遏制侵权行为的泛滥。如美国法律和我国台湾的立法，都对故意侵权行为规定了可以采用远远高于非故意侵权的赔偿额度。这种做法无疑体现了惩罚性原则的精神,弥补了单一补偿性原则的不足。我们也应该借鉴国外、域外的做法，完善法定赔偿制度，最大限度地发挥法定赔偿金补偿性与惩罚性相互结合的优势。在决定法定赔偿金时应首先查明侵权人的主观心态是故意还是过失，是重复侵权、性质恶劣还是在经营中未尽注意义务导致侵权，从而对前者判定较高数额的金额而对后者判定较低数额的金额，做到宽严适当。

　　其次，应正确理解和妥善解决在法定赔偿额适用上的“同案不同判”问题。由于裁判者的主观认识和感受有差异，故在行使自由裁量权酌定法定赔偿金时，会出现同一法院就相同诉讼标的、不同当事人作出不同数额判决的现象。但这是否就属于“同案不同判”，还应当有一个科学的分析。因为就相同标的，区别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不同经营主体各自经营规模进行酌情判决，这本身就符合实质上的公平和办案的精细化标准。

　　再次，建立适用于群体性侵权案件的法定赔偿金制度。群体性侵权指大量制造、销售侵权产品以及公众大量消费盗版、假冒等侵权产品的现象。面对群体性侵权，权利人可能会就同一标的选择在不同地区法院，针对相同或不同侵权人进行多个案件的诉讼。问题是，在后判决的案件应否再判决赔偿，是否存在重复赔偿，对此有很大争议。有意见认为，权利人在全国范围内起诉不同侵权人，数个案件的法定赔偿金相加，获赔金额“可能”早已超过侵权损失。故先起诉A侵权的案件获判赔后，后起诉B侵权的案件可以考虑不再判赔。笔者认为这种意见值得商榷。因为这种“权利人获得的赔偿可能早已超过侵权损失”的结论本身就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更没有经过科学计算，属于主观猜测。不同侵权人之间的行为和这些行为各自对权利人造成的侵权损失均不能互相取代和重合。如果认为先起诉A的案件获赔后，后起诉B的案件可以不判赔的，无异于法律和司法者对于不同人有不同的执法标准，也无异于告诉社会和公众在后侵权的人“放手去做”，不会有任何不利后果，这是非常有害的。

　（作者单位：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