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旋转门条款的反思与重构

闫 海


摘要：旋转门条款是对公务员离职后规定期限内从业予以禁止或限制，虽然具有预防期权腐败、防止公权力剩余资源的私有化等功能，但是影响公务员顺畅流动、侵害公务员职业自由等弊端也不应忽视，制度设计应予以全面地利益考量与平衡。《公务员法》第102条是我国旋转门条款发展的重要成果，但是存在较多缺失，亟待从规范体系建设、规制限度掌控、责任和追究机制等方面进行完善。

关键词：旋转门条款；公务员法；离职；从业限制


　　为保障及增进公益，公权力被创设并授予给政府。公务员作为公权力的代言者与执行人，应时刻以人民服务为宗旨，忠实、勤勉地依法行使公权力，即“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但是，公务员具有双重身份，除行使公权力而代表公益外，作为个体还具有私权利及私益。避免公务员难以抵御公权力衍生的腐蚀性诱惑，将私益凌驾于公益之上甚至以公权力为追求私益的工具，必须对公务员的行为予以约束。伦理、法律内外两种机制的相互配合，创设规定、引导及监督公务员职业准则的基本框架，“伦理基础提供的是信念、前提、程序，以及指导行为的原则，而法律的主要目的则在于提供控制和限制活动的方式”。 [1]2005年《公务员法》在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上通过并于2006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该法不仅规定公务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接受人民监督；忠于职守，勤勉尽责；遵守纪律，恪守职业道德，模范遵守社会公德；清正廉洁，公道正派”等原则性义务，而且通过奖励、惩戒、辞职辞退及法律责任等具体规范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务员行为规则体系。该规则体系约束公务员行为不限于在职期间，第102条还对公务员离职后规定期限内从业予以规范，即旋转门条款。令人遗憾，第102条实施效果不彰，乃至有些地方政府继续出台与之相悖的鼓励公务员辞职下海的政策。面对实践中的诸多问题，亟待反思旋转门条款的立法意旨，借鉴域外相关立法经验，检讨当前立法的可行性、合理性与周延性，重构我国公务员离职后行为的规范。

旋转门条款的利益考量及平衡

　　法律是所有法律共同体中各种相互对峙且为得到承认而相互争斗的物质、民族、宗教和理论方面的利益的合力， [2]所谓良法乃是较好地协调各种利益及利益集团的平衡器。因此，立法者应首先条列法律所涉的各种利益，再依据公平正义原则对各种利益予以赋值，将价值优位的利益确定为法律的保障对象，并审慎界定价值位次的利益应予以让步的程度。而且，利益考量及平衡不是静止的，必须因应经济社会变化予以动态调整，才能维护法律为公平正义的化身。同样地，法律分析不应受制于立法者义正辞严地阐释，而是通过利益还原明晰法律的意旨。公务员职业准则由在职向离职后规定期限的延伸及规制，应符合相关利益考量及平衡的基本要求。

　　旋转门条款的立法意旨包括但不限于以下：第一，预防期权腐败。期权腐败是指，公务员放弃现权套现利的方式，转而将手中公权力作为一项无形资产进行“资本投资”，为自己预留“出路”，待离职后再套现“投资收益”的策略。作为传统腐败的“创新”，期权腐败的遮蔽性较强。首先，期权腐败非即时兑现，投桃报李的时间差掩盖以权谋私的因果关系；其次，期权腐败中的利益“反哺”表现形式是离职后公务员提供劳务的合法报酬，权钱交易的对价性不明显；最后，为避免“竹篮打水一场空”，远期承诺的有效性往往建立于沆瀣一气的攻守同盟基础之上，外部瓦解的难度较高。近年来，期权腐败呈现出滋长蔓延态势，加大反腐败工作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旋转门条款规制离职后公务员的从业，一定程度上发挥遏制期权腐败、维护公务员廉洁形象、增进公众对政府信赖等作用。第二，防止公权力剩余资源的私有化。公权力一般与公务员身份紧密联系，但是身份终结，公权力的光环不会立即褪去，权力运作惯性具有渗透力。公务员在职期间累积的行政关系网、官场人情链、职务影响以及获悉政府内部信息、竞争对手商业资讯等资源，“下海”后将直接转化为私益，一些 “高薪打工”、“红顶商人”的所得其实是这些剩余人脉或信息资源的私有化，形成对其他经营者的不公平竞争。以至于，有的公务员积极安插亲信或选定“接班人”，离职后遥控公权力为己服务，保证“权力过期但不作废”。旋转门条款设定离职后的冻结期间，以切断公共部门与私有部门的连接纽带，限制公权力效用的后续发挥。

　　虽然旋转门条款立法旨在维护政府公正廉洁的形象，防范利益冲突或输送等情形对公益的侵害，但是会附带产生一系列负效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第一，影响公务员与外流动的顺畅。公务员的合理有序流动具有重要意义：首先，能上能下、能进能出是公务员队伍新陈代谢的基本途径之一，拓宽选人、用人渠道, 增强对多样化优秀人才的吸引力, 有助于公务员队伍结构改善和水平提高；其次，打破公务员身份或职位的僵化束缚，能够产生较强地激励与约束作用，促进公务员提高素质、勤勉工作，增强政府组织的生机和活力，同时有利于公务员的换位思考，更好的服务于公益；再次，流动顺畅也方便公务员进行个人的职业生涯的规划与管理，促进自我发展和价值实现；最后，退路畅通能提高公务员抗压性，避免盲从或唯上，甚至能积极行使《公务员法》第54条规定的抵抗权，保障宪法和法律执行。公务员流动包括内部流动和与外流动，后者是指公私部门之间的人员任职与离职往来。在西方国家，选举产生政务官，公私部门之间的人员互动比较频繁，20世纪80年代兴起于西方国家的新公共管理运动以突破官僚制、建立企业型服务政府为核心，其中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的变革突出政府雇佣关系的弹性化与开放性，市场模式认为公共部门的经验、价值与私人部门的不分轩轾，鼓励甚至要求门户开放，公私部门之间进行更多的人才流动。[3]旋转门条款规制公务员离职后从业，势必影响公务员员退出机制的顺畅，而出口的限缩又将削弱进口的吸引力，形成公私部门人力资源共享的制度障碍。第二，侵害公务员的职业自由。“职业自由是一种标准的选择自由”，“选择职业，乃是选择生计，也就是选择工作方式及内容，其目的则可能是获取生活所需的资源，或是求得自我实现，当然也可能两者兼顾”。[4]职业自由被世界许多国家或地区的宪法、区域性人权条约及国际公约所承认，例如《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6条第1款，本盟约缔约各国承认工作权，包括人人应有机会凭其自由选择和接受的工作来谋生的权利，并将采取适当步骤来保障这一权利。1997年我国签署《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国际公约》，2001年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正式生效，2004年宪法修正案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职业自由是一项受国家尊重和保障的基本权利。旋转门条款限制公务员离职后对职业自由享有。

　　综上所述，离职公务员从业涉及诸多矛盾的利益关系，虽然维护政府公正廉洁的公益受到旋转门条款优先保护，但是其他利益的主张也应予以衡酌。旋转门条款应考量及平衡正负效应，即受限于下列原则：第一，比例原则审查。离职公务员的职业自由即使已表征为基本权利，亦不是绝对的，维护政府公正廉洁的公益追求及法律形式可加以限制，但是应止于必要的限度之内。旋转门条款除基于公益的目的必要性外，还应满足“绝对必要性”的判断，即由德国警察法发展而来，已经成为公法“帝王条款”的“比例原则”。[5]旋转门条款立法，首先应符合妥当性，即对离职公务员职业自由的规制措施必须确实地达到维护政府公正廉洁的目的；其次应符合必要性，即在所有维护政府公正廉洁的方式中，对公务员离职后从业应采取最少侵害的规制措施；最后应符合均衡性，公务员离职后从业的规制应与维护政府公正廉洁的公益目标之间取得均衡，不得杀鸡取卵。第二，动态博弈调整。旋转门条款的利益考量及平衡依附于特定的经济社会，必须因应场景不同或变迁予以适应性调整，因此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旋转门条款立法存在差异，即使同一国家或地区也应适应不同时期的利益博弈情况予以调整。例如，维护政府公正廉洁是一个庞大系统工程，随着诸如公权力运作透明性、问责性等腐败源头治理制度的建立健全，旋转门条款的意义逐渐减弱，依据比例原则应适时放宽对离职公务员从业的规制，而且旋转门条款应当为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改革预留足够空间。

我国旋转门条款的沿革及现状

　　我国旋转门条款立法始于1993年国务院颁布《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第73条规定，“国家公务员辞职后，二年内到与原机关有隶属关系的企业或者营利性的事业单位任职，须经原任免机关批准”。1995年人事部颁布《国家公务员辞职辞退暂行规定》第8条规定，“国家公务员辞职后，两年内到与原机关有隶属关系的国有企业或营利性的事业单位工作的，须经原任免机关批准”。

　　随着我国法律共同体的生成，法律职业内交流日益频繁，但是法官、检察官的大规模下海从事律师业务，不仅影响司法队伍的健康发展，而且相互勾结的“人情案”、“关系案”严重损害司法公正，因此，法律职业立法率先对旋转门条款予以规定。1996年《律师法》第36条规定，曾担任法官、检察官的律师，从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离任后两年内，不得担任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2001年、2007年《律师法》修正，该条始终保留。2001年修正《法官法》第17条第1、2款和《检察官法》第20条第1、2款规定，法官或检察官从人民法院或人民检察院离任后二年内，不得以律师身份担任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法官或检察官从人民法院或人民检察院离任后，不得担任原任职法院或检察院办理案件的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

　　2005年《公务员法》是我国公务员管理工作科学化、法制化的里程碑，第102条规定，“公务员辞去公职或者退休的，原系领导成员的公务员在离职三年内，其他公务员在离职两年内，不得到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任职，不得从事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营利性活动。公务员辞去公职或者退休后有违反前款规定行为的，由其原所在机关的同级公务员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由县级以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该人员从业期间的违法所得，责令接收单位将该人员予以清退，并根据情节轻重，对接收单位处以被处罚人员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2009年《刑法修正案（七）》增设第388条第2款，“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近亲属以及其他与其关系密切的人，利用该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原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实施前款行为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定罪处罚。”，将受贿罪主体延伸至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近亲属以及其他与其关系密切的人。

　　党管干部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人事组织制度的基本原则之一，党的政策文件虽然不具有法律效力，但是能够发挥事实约束力， 2000年旋转门条款开始成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重要内容，中纪委五次全会提出“三年二不准”规定，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离职和退休三年内，不准接受原任职务管辖的地区和业务范围内私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和中介机构的聘任，不准个人从事或代理私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从事与原任职务管辖业务相关的经商办企业活动。2004年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党政领导干部辞职从事经营活动有关问题的意见》（中办发[2004]13号，以下简称中办13号文），文件规定领导干部辞去公职应当符合辞职条件及履行辞职程序，并且党政领导干部辞去公职或提前退休后的三年内，不得到原任职务管辖的地区和业务范围内的企业、经营性事业单位和社会中介组织任职，不得从事或者代理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经商、办企业活动。担任县级以上地方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领导职务的领导干部以及具有审批、执法监督等职能部门的领导干部辞职，要按照上述精神从严管理。此外，文件根据有关规定再次重申，县级以上（含县级）党政机关不得采用停薪留职、带薪留职等方式鼓励领导干部离职离岗经商办企业。已出台此类政策的地方，应予以纠正，并采取妥善措施处理好相关问题。

　　有的地方党委出台贯彻上述党纪的具体实施办法，例如2005年浙江省纪委、省委组织部下发《浙江省贯彻实施〈关于党政领导干部辞职从事经营活动有关问题的意见〉的若干规定（试行）》（浙组[2005]22号，以下简称浙22号文件），意见适用于县级以上地方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纪委、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及其工作部门或者内设机构的领导成员及上列工作部门的内设机构的领导成员。意见限制辞职后从业：地方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纪委、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领导成员辞职后，三年内不得到原任职务管辖地区范围内的企业、经营性事业单位和社会中介组织任职，以及从事或代理经商办企业活动；地方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纪委、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工作部门及内设机构的领导干部辞职后，三年内不得到原任职务管辖业务范围内的企业、经营性事业单位和社会中介组织任职、不得从事或代理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经商办企业活动。行业管理部门的领导干部，辞职后从业范围以机关所管理的行业为限制范围。其中，“原任职务”包括现任职务和辞职前三年内担任过的其他党政领导职务；“原任职务管辖地区范围内的企业、经营性事业单位和社会中介组织”主要是指在原任职务管辖地区注册并在该地从事经营性活动的企业、经营性事业单位和社会中介组织，或者在外地注册登记的、但在原任职务管辖地区内从事经营性活动的企业、经营性事业单位和社会中介组织。意见还对辞职后从业行为的监督提出要求，即提前退休的领导干部退休后三年内，每年年底应向其原所在单位党委（党组）报告离职后的从业情况。原单位党委（党组）和组织（人事）部门应了解掌握提前退休干部的从业情况。辞去公职或提前退休的领导干部违反规定从业的，则依据《公务员法》第102条予以处罚。

我国旋转门条款的缺陷及改进

　　（一）旋转门条款的规范体系

　　目前，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以《公务员法》第102条为核心的旋转门条款规范体系，但是该体系内外较多?I格不入，亟待协调一致。

　　第一，旋转门条款立法与党纪的协调。2005年《公务员法》第102条与1993年《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第73条差异较大，缺乏立法上承继关系，就内容而言，应当为中办13号文法制化的产物，这充分地反映党的政策对立法的先导与指引功能。虽然党纪可以不同于甚至严于法律规定，但是同样受利益均衡架构中比例原则的约束，尤其党纪需要借助法律手段得以实现时，党纪与立法之间应保持协调。中办13号文与第102条文字表述略有差异，内容区别不大，但是浙江省等一些地方党委相关文件在细化中办13号文的同时，又做出一些突破中办13号文及第102条的限制性及义务性规定，实施中产生较大争议。

　　第二，旋转门条款立法内部的协调。2005年《公务员法》是我国干部人事管理的第一部总章程性质的法律，第102条应是旋转门条款规范体系的基础规则。《公务员法》第2条规定，公务员是指依法履行公职、纳入国家行政编制、由国家财政负担工资福利的工作人员，一般认为包括：中国共产党机关、人大机关、行政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民主党派机关的工作人员等七大主体。不同主体对公务员授权内容迥异，即使行政机关公务员所行使的公权力也难以概括，相应地旋转门条款的平衡点应有所区别，适用第102条进行一刀切式规范显然缺乏合理性，应由其他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予以具体化或者针对特殊性加以特别规定。因此，第102条应为原则性或程序性规定，并通过特别立法授权，形成法制统一的旋转门规范体系。

　　第三，特殊公务员旋转门条款立法的协调。《法官法》、《检察官法》、《律师法》是目前关于特殊公务员仅有的旋转门条款立法，立法的正当性被《公务员法》第2条第2款所承认，“法官、检察官等的义务、权利和管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法官法》、《检察官法》的有关规定基本一致，却同《律师法》大相径庭。其中，《律师法》第36条规定相当于《法官法》第17条第1款和《检察官法》第20条第1款，无“不得以律师身份”的限定语，规制更为严厉；《法官法》第17条第2款与《检察官法》第20条第2款则是《律师法》所未规定的内容，“不得担任原任职法院或检察院办理案件的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具有永久性涵义，规制未免过于严苛。三部法律相互冲突的条文都是2001年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制定的，这反映部门立法主导下，不同利益团体对旋转门条款涉及利益考量及平衡的差异，而立法过程对差异协调不力，这应为其他特殊公务员旋转门条款立法所警惕。

　　（二）旋转门条款的规制限度

　　旋转门条款是对公务员离职后从业予以规制，规制限度是否合理主要取决于对象、内容及方式的安排，《公务员法》第102条规定存在不同程度问题，应加以改进：

吉林省人大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朝鲜族文化工作条例

（1989年3月1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1989年7月23日吉林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批准。

根据1997年8月20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订[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朝鲜族文化工作条例]的决定》和1997年9月26日吉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通过的《关于批准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大常委会关于修订[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朝鲜族文化工作条例]的决定的决定》修订。

根据2005年1月15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朝鲜族文化工作条例]的决定》和2005年3月31日吉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批准的《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朝鲜族文化工作条例]的决定》修正。）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自治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以下简称自治州）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朝鲜族文化工作，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满足自治州各族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营造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

第三条　朝鲜族文化工作要始终坚持中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坚持改革开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不断汲取国内其他民族和国外的优秀文化成果，以适应自治州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第四条　自治州自治机关加强对朝鲜族文化工作的领导，不断推进朝鲜族文化事业的改革与创新，增强文化事业的生机和活力，继承和发扬朝鲜族优秀文化传统，保护和整理朝鲜族文化遗产，繁荣和发展朝鲜族文化事业，为自治州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服务。

第五条　自治州自治机关加大对朝鲜族文化事业的投入，保障朝鲜族文化事业发展的需要。

第六条　自治州自治机关保障朝鲜族公民依法从事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电影、演出、展览等文化活动的自由和权利。

第七条　自治州自治机关鼓励和支持朝鲜族文学艺术、图书报刊、影视音像等方面的国内外交流与合作。

第二章　创作与研究

第八条　自治州自治机关鼓励朝鲜族文学艺术工作者继承本民族的文化遗产，广采博纳，创作出反映社会主义时代精神，富有朝鲜族特色的文学艺术作品。

第九条　自治州自治机关重视文艺创作，鼓励专业和业余文艺工作者从事文艺创作、文艺评论和作品翻译等工作。

第十条　自治州自治机关积极发展朝鲜族歌舞、话剧、舞剧、歌剧、音乐剧、唱剧、曲艺、管弦乐等舞台艺术及传统文艺，满足人民群众多方面的文化艺术需求。

第十一条　自治州自治机关支持反映朝鲜族历史和现实生活的影视创作，促进自治州电影、电视事业的发展。

第十二条　自治州自治机关支持朝鲜族的书法、绘画、版画、雕塑、摄影、工艺美术、建筑艺术等作品的创作活动。

第十三条　自治州自治机关健全朝鲜族文学艺术研究机构，加强对朝鲜族文化艺术、文艺理论的研究，开展对有代表性的朝鲜族文学艺术作品及人物的研讨活动，推进朝鲜族乐器的改进、试制和推广工作。

第十四条　自治州自治机关进行朝鲜族文化遗产的搜集、挖掘、整理、出版工作，积极开展朝鲜族民间传统文化普查工作，建立朝鲜族民间传统文化档案和保护名录，对具有代表性或者做出重要贡献的朝鲜族民间文化传承人、传承单位授予相应的称号。

自治州自治机关鼓励和支持朝鲜族民间传统文化传承人和传承单位传授其掌握的朝鲜族民间传统文化知识和技艺，培养后继人才，为其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

第三章　新闻出版、广播影视

第十五条　自治州自治机关积极发展朝鲜族新闻出版事业，扶持朝鲜文报刊、图书、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和网络出版物工作，支持和鼓励出版单位翻译出版国内外各民族的优秀作品，定期开展朝鲜文优秀作品、优秀图书评奖活动。

第十六条　自治州自治机关保障朝鲜语广播电台、电视台办好自办节目和译制节目，提高朝鲜语广播电视覆盖率。

第四章　群众文化

第十七条　自治州自治机关加强对朝鲜族群众文化工作的领导，加强文化基础设施的建设。

第十八条　自治州自治机关加强乡镇文化设施建设，建成包含文化、宣传、体育等多种功能的文化站(中心)。对乡镇文化机构合理定编制、定人员。

第十九条　艺术馆、文化馆加强对农村、社区文化等群众性业余文化艺术活动的组织、辅导工作，丰富各族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

第二十条　自治州各级人民政府鼓励业余文艺创作，定期举办各种类型的朝鲜族业余文艺汇演，活跃群众的文化生活。

第二十一条　自治州各县（市）、朝鲜族聚居的乡（镇）逐步建立不同规模的民俗娱乐中心，开展朝鲜族群众喜闻乐见的传统民俗娱乐活动。

第五章　图书、文博、展览、文化市场

第二十二条　自治州自治机关加强州、县（市）公共图书馆、美术馆等公益性文化设施的建设，鼓励和支持朝鲜文藏书、资料建设，积极扩大朝鲜文图书的采编来源，增加朝鲜文图书比重和种类。

第二十三条　自治州自治机关鼓励企业、事业单位、乡镇、街道办好图书馆（室），提倡民营企业和个人依法经营图书馆（室）和书店。

第二十四条　自治州自治机关积极支持少儿图书馆和阅览室工作，扩大朝鲜族少儿阅读空间和图书来源，增加朝鲜族少儿图书种类，开展有益的读书阅览活动，为开发少儿智力和思想道德教育服务。

第二十五条　自治州自治机关加强对文物保护工作的领导。重视对朝鲜族文物的搜集、研究工作，保护好近代现代革命历史遗迹，对具有重要历史价值和纪念意义的革命历史遗迹，竖立标志说明，建立记录档案，划定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充分发挥革命历史遗迹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中的作用。

第二十六条　自治州自治机关要办好具有朝鲜族特点和地方特色的博物馆、美术馆。

第二十七条　自治州自治机关支持书法、美术、摄影、民间传统艺术等作品的展览活动。

第二十八条　自治州自治机关加强对营业性演出的管理，鼓励和扶持朝鲜族优秀艺术节目的演出活动，努力开拓国内外演出市场，鼓励和扶持面向农村、面向社区、面向少年儿童的演出。

第二十九条　自治州自治机关依照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加强对文化市场和文化活动场所的管理，引导文化市场按照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健康发展。

第六章　人才培养

第三十条　自治州自治机关采取多种形式，通过各种渠道，努力培养朝鲜族文化工作者和艺术人才。

自治州自治机关支持办好州内艺术院校，有计划地培养朝鲜族文化艺术的创作人才、编导人才、表演人才和师资。

自治州自治机关建立朝鲜族文化干部培训中心，有计划地培养朝鲜族文化事业管理人员，提高他们的政治素质、业务素质和管理技能。

第三十一条　自治州自治机关重视对幼儿、小学、中学艺术教学人员的培养和轮训工作，不断提高青少年文化艺术素养。

第三十二条　自治州自治机关鼓励州内文化艺术界积极开展同国内外文化艺术界的文化艺术和学术交流活动。根据实际需要并依照国家的有关规定，有计划地选派朝鲜族文化工作者到国内外文学艺术院校和文学艺术团体进修、考察；聘请国内外专家、学者来自治州任职或讲学，推进朝鲜族文化事业不断发展。

第三十三条　自治州自治机关提倡文化艺术团体或者个人，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开办不同形式和规模的业余文学艺术学校或者学习班，并规范艺术考级活动。

第三十四条　自治州自治机关每年在民族事业发展资金中，划出一定比例用于朝鲜族文化工作者和专业艺术人才的培养。

第三十五条　自治州自治机关建立有利于培养和使用优秀文化艺术人才的良好机制，优化文化艺术人才的结构，鼓励和支持人才的艺术创新，充分发挥各类文艺人才在朝鲜族文化艺术事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第七章　文化事业投入与保障

第三十六条　自治州自治机关保证财政对文化事业的投入随着经济的发展逐年增加，增加幅度不低于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

第三十七条　自治州自治机关应当把文化事业建设费纳入财政预算，用于文化事业的建设。

第三十八条　自治州自治机关扶持和发展具有示范性、导向性的重点文化产业项目。拓宽文化产业融资渠道，鼓励社会各方面力量经营文化设施或者资助文化建设，形成多渠道投入机制。金融机构对有发展前景，有良好效益的文化产业项目，给予信贷支持。

第三十九条　自治州自治机关鼓励对文化事业的捐赠。社会力量通过文化行政主管部门和人民团体对下列文化事业的捐赠，纳入公益性捐赠范围。

（1）对朝鲜族图书出版、广播影视事业的捐赠；

（2）对民族艺术院校、表演团体、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站）、群众艺术馆、科技馆、美术馆、纪念馆的捐赠；

（3）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革命历史遗址、民族民间传统艺术项目的捐赠；

（4）对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所属的非生产经营性的社会公益性项目和文化设施的捐赠；

（5）对公益性演出活动和大型群众性广场文化活动的捐赠。

第四十条　自治州自治机关把文化设施建设纳入城乡建设整体规划。新建符合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的非经营性文化设施所需用地，地方人民政府应优先划拨。城镇建设确需征用文化设施用地，必须做到先建后拆，或者建拆同时进行，保证重建的文化设施规模不低于原有的规模。

第四十一条　各县（市）文化行政主管部门统一管理本县（市）朝鲜族文化事业。

第八章　奖励与处罚

第四十二条　自治州人民政府奖励和表彰对发展朝鲜族文化事业有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设立自治州政府级的文学艺术专项奖，定期举行评奖活动，奖励优秀人才和优秀作品。

对违反本条例的单位和个人，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给予批评教育和处罚。

第九章　附　　则

第四十三条　自治州人民政府根据本条例制定实施细则。

第四十四条　本条例解释权属于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四十五条　本条例自颁布之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