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电子证据收集的三个认知误区

董杜骄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


摘要：电子证据的收集突破了传统证据收集规则的限制；证据法律的真空给学理解释、司法解释乃至任意解释留下了极大的解释空间，致使在电子证据收集的各种“解释”中，形成三个比较典型的认知误区。希望将来制定电子证据的收集规则时，能够对相关的认知误区有所反思，进而更多地关注计算机和法律的互动关系，不要让证据法律的性格过于被动。
关键词：电子证据 收集 认知误区

“证据是诉讼的核心。一切诉讼活动都要围绕证据的收集和审查展开。”①既然没有证据的支持可以导致诉讼主张的不成立，那么收集到充分而确凿的证据，是诉讼胜诉的根本保证。诉讼实践中出现的“有理的官司打输了，没理的官司却打赢了”的情形，固然有审判不公、当事人主张不利、诉讼代理人代理失误等诸多原因，但是不容否认，没有收集到适格的证据是丧失诉讼主动权的重要原因之一。
客观地说，传统的证据类型在证据法中的收集规则比较完善，这是多年的证据理论研究与司法实践检验的结果。然而，“芯片”的产生，宣告了信息时代的来临，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巨大变革，突破了信息固定与传递的传统模式，进而改变了信息取得的方式、买卖的方式、交易和交往的方式，这就对“被动”和“深思熟虑”的法律性格构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正因为如此，电子证据的收集也突破了传统证据收集规则的限制；证据法律的真空给学理解释、司法解释乃至任意解释留下了极大的解释空间，致使在电子证据收集的各种“解释”中，形成三个比较典型的认知误区。

一、 循传统论
有观点认为，在信息技术突飞猛进，而法律调整相对滞后的情况下，只要遵循传统法律的精神即可适应“数字化社会”的发展。其实，这种看法只能勉强应对网络与电子商务发展初期的状况。加拿大法律教授大卫·约翰斯顿早在1968年的《计算机与法律》中就已做了法律这个老瓶装技术这个新酒的尝试。在1995年，他与桑尼（安大略的律师）在第一次合作出书时，已经认识到数字时代的商业给法治带来的种种难题，其中很多难题是传统法律所无法解释的。②在我国法律目前可接受的证据清单中，并没有电子证据的一席之地；但是电子证据作为现代信息社会的产物，早已体现出与传统证据不同的特点。正因为如此，在电子证据收集过程中采用传统的证据收集方法总是差强人意，甚至完全不能套用。为了说明传统证据收集规则的局限性，需要对原有的搜集方法进行分析：
就书证、物证、视听材料等证据而言，可以通过固定、提取原件、原物等形式收集，确有困难时可以通过复制、抄录、拍照等手段来收集，这使得司法机关通过勘验、搜查、调查、扣押等途径搜集传统证据时的技术难度并不太大。电子证据则有所不同，它是计算机或计算机系统运行过程中产生的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电子数据。复合性、高科技性和无形性塑造了电子证据的独特存在形式；事情还不止于此，电子证据赖以存在的基础是磁性介质，具有易改动、易出差错、易泄露等特征；这也使得电子证据的收集越来越依赖计算机技术、存储技术和网络技术的保障。鉴于电子证据使用特定的二进制编码，存储以及信息呈现形式多样化，导致传统的证据收集手段很难保证其真实性、完整性、可靠性。电子证据的存储地点亦不易察觉，它可能存在于某台计算机或外围存储设备之中，也可能在网络上的某台或数台服务器中，数据可以被隐藏或加密，这就造成了电子证据提取方面的困难；③即便发现电子证据，也不能贸然对数据进行Copy和导出，电子证据的来源是否可靠往往成为大费脑筋的事。硬件损坏、误操作乃至病毒和黑客的袭扰甚至会造成电子证据的毁损灭失。传统的证据收集手段无法应对这样的情势。正因为如此，香港警方商业罪案调查科电脑罪案组侦缉总督察陈国雄出席一项研讨会时表示，电子商贸在香港正逐步发展，而搜集电子证据（Electronic evidence）时的确存在问题及危机。④因此警方及廉政公署正与科技大学合作，以确立搜集电子证据的标准程序。
既然司法机关在电子证据的收集上遇到如此的困难，当事人更是不能幸免。由于证据的取得要遵循合法、自愿、真实的原则，当事人不能利用公力手段“侵入”他人计算机信息系统来获取电子证据，同时对他人收集到的电子证据是否为原初状态亦难提出有力之抗辩。即便获取相应的电子证据，也必须借助于具有一定软硬件配置的计算机来呈现；打印成书面形式往往备受争议，因为传统的书证审查方法无法断定该份证据的真伪。
由于计算机及其网络大行其道，网上购物、网上挂号、网上咨询、网上订票、网上通讯等电子商务行为的促动，证据的形式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互无“真迹”的计算机数据存储及网际传输把电子证据这一概念推向证据舞台并非人为炒作。在证据法律的相关规定还不明朗的情况下，我们即便把电子证据暂时归入书证或视听材料来处理，也不能忽视其收集方式的特殊性。为避免证据学研究在信息技术进步过程中陷入“马太效应”，惟有突破传统的局限，抢占制高点，注重与高新技术的“联姻”，才能大胆采用新的研究思路制定出电子证据的有效收集规则。

二、唯公证论
由于网络安全和电子商务风险等方面的原因，人们对电子证据在生成、存储、传递和提取过程中的可靠性、完整性提出更高的要求。这种对电子证据可信度予以“高标准，严要求”的理念，虽然可以表明电子证据不同于以往的证据规则，是一种全新的证据类型，但是也使得电子证据究竟如何收集面临诸多责难。为了确保电子证据具备无可指责的法律效力，致使当前的司法实践不得不更多的依托于公证的帮助。
其实公证活动早在古罗马奴隶制时代就开始了，无论是“诺达里”还是“达比伦”，都为公证制度的发生和发展奠定了基础。进入现代以来，公证的范围更加广泛，由于公证本身具有使法律行为生效的效力、具有作为证据的效力、被赋予强制执行的效力，合同、收养、继承、委托、身份等关系往往借助于公证形式获得法律强有力的保障。⑤公证要进入电子商务领域则是一个全新的课题。毋庸讳言，由于电子证据不易保存和提取，对电子证据办理保全公证无疑是目前较为有效的途径；但是本人仍要对“唯公证论”表达如下看法：
首先，电子证据是高科技的产物，它产生于计算机及其网络飞速发展的社会环境之中，采用特定的二进制编码表示；它的客观性、可靠性、不可抵赖性受计算机网络系统及其所依存的软硬件环境的影响很大，需要用特定的技术手段来确定。⑥在一定意义上说，通过电子数据的中转存证解决电子数据的不确定性问题，才能使电子证据的不可抵赖程度大为提高。传统的公证手段还不能在技术层面拥有如此神通。也就是说，公证人员如果不是在第一时间对电子证据进行保全公证，就有可能让人质疑公证的事实与案件的客观真实是否真的相符。
其次，“唯公证论”与法理不合，我国《民事诉讼法》第70条明文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出庭作证。”如果承认公证是电子证据收集的唯一选择，是否意味着免除了知道案情的单位和个人的法定作证义务？如果将当事人收集到的电子证据简单地以未公证为由否认其效力，就会让人有理由相信对电子证据采用的是不同于传统证据的歧视性标准。既然电子证据的收集可以用公证的方式进行，那么律师见证、证人证言（包括中转存证机构提交的相关电子数据、ICP的证言）甚至司法机关主动收集等方式也是值得采纳的。以电子证据容易被伪造、篡改且难留变动痕迹为由就对其收集进行歧视性规定有欠妥当。
再次，从成本角度来考量，公证方式并不经济，反而有些“贵族化”； 就收集电子证据而言，采用公证的方式往往比采用其他方式付出更高的举证代价。⑦将低成本、高效率的电子信息资源获取与相对高成本、低效率的公证行为相结合，作为电子证据取得的唯一有效途径，不仅让电子证据走上神坛，还可能对对社会的信息化进程构成实质性伤害。因此，在对电子证据的收集作出法律规定时，“我们绝不能无视诉讼制度的运行成本”。

三、 自由收集论
“自由收集论”主张对电子证据的收集不应进行过多的限制，完全借鉴德国、日本等国的证据法那样允许自由提出所有有关证据。事实上，将电子证据无论归入传统证据类型，还是作为全新证据类型看待，都不能抹杀电子证据在固定和提取过程中的特殊性。由于电子证据不存在传统意义上的原件，其源代码往往令非专业人士无法识别，普通人只能看到它的外在表现形式的多样性。当电子证据以其直观、生动、完整地反映案件事实的时候，往往使人对它的真实性产生疑问，这也是当前法院为何在乏范状态下不敢对其轻易采信的重要原因。如果整个社会的信用体系还不完善，那么这种不信任感会更加强烈。
首先，电子证据收集的技术因素对“自由收集”构成障碍，电子证据的存放地点与众不同，它在计算机的硬盘或者外围存储设备，乃至网络服务器中是以电子数据的面目出现的；且不论硬件损坏或误操作，单是数据的加密、隐藏以及计算机病毒、黑客的袭扰就可能使电子证据的固定和提取变得非常困难。没有专业技术人员的帮助和识别，整个收集过程将变得难以操作。电子证据的易改动性给证据采信带来较高的风险，因此数据签名、身份验证、灾难恢复、防病毒、防黑客入侵等安全机制理所当然地成为考量因素。“自由收集”尽管成本较低，却因为在安全机制上存疑，仍然难以给诉讼以有力支持。
其次，电子证据的收集不可避免地受到法律因素的制约；即便是传统的书证、物证、视听材料、证人证言等也是要受到证据提取规则的限制，电子证据的收集也要遵循证据提取的基本法律原则。我们不能因为电子证据方面的法律出现真空，就对电子证据的收集采用随意的态度，人为增加电子证据被采用的难度。在乏范状态下，仍应对合法性原则予以必要的尊重；至于客观性原则、科学性原则为电子证据这种新型证据的有效收集提供了总体的判明标准。例如，从事电子商务的有关组织和个人如果能将约定传输的计算机数据资料交于无利害关系的第三方中转存证无疑方便了电子证据的收集，而且使电子证据更容易被各方接受。当然，这里的第三方并不应该仅限于传统的公证机构。
结语
我们应该看到，随着计算机和网络大行其道，并不只是为电子商务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交易平台，甚至影响到人类的日常学习、工作乃至娱乐的方式。因此，并不仅仅是电子商务纠纷，即便是普通的民事纠纷，只要当事人需要利用计算机及其网络中的相关数据证明一定的案件事实，也会涉及到电子证据的收集问题。换个角度来理解，理论研究领域中的学科综合趋势已经扩展到人类生活实践当中，至少我们可以承认计算机技术的应用与证据法律的应用空前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正是因为计算机及其网络的基础建设还很薄弱，法律、管理以及计算机专业知识的普及等方面都存在诸多问题，才促使我们面对新的机遇和挑战，积极制定相应的规范和标准。就电子证据的收集规则而言，乏范状态是暂时的。希望将来制定电子证据的收集规则时，能够对相关的认知误区有所反思，进而更多地关注计算机和法律的互动关系，不要让证据法律的性格过于被动。这就是本文的目的所在。

参考文献
① 《律师证据实务》，秦甫等编著，法律出版社2000年5月版
② 《在线游戏规则——网络时代的11个法律问题》[加]大卫·约翰斯顿等著，张明澍译，新华出版社2000年9月版
③ 《对电子证据的法律研究》，收录于《中国律师2000年大会论文集》
④ 《香港设立83名“网上警察”专责调查电脑罪案》，载自《电脑报》1999年11月12日
⑤ 《公证与律师制度》，陈光中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8月版
⑥ 《电子商务安全与社会环境》，芮廷先等编著，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年9月版
⑦ 《电子证据呼唤“国民待遇” 》，白而强著，载于
http：//www.Sinolaw.net.cn/wszh/wangcong/brc/brcy65.htm

刑辩律师看药家鑫案的情理法

张生贵 北京市天依律师

药家鑫案件的起落沉浮已成定局，案件本身不再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法庭无论作出何种裁决，都无法改变已经发生的事实，事情到此结束，人们感兴趣的地方恰在于法律规则应用的奥妙之处。已经发生的事情属于不幸，但与此相关的利益成为主要，此时责任者承担的处罚和钱财赔偿，从受害者死亡转移到致害人头上，这些都是一种法律的安排，死去的生命、造成的损失或者其他可能发生的损害，一旦发生世界都会遭受不可挽回的损失，对于死者家庭而言他们非常痛苦地意识到，无论法律做何种处理，他们的亲人再也不会醒过来，不幸已经发生，法律无能为力，法律唯一所作的就是对损害承担重新分配，现行法律设计的制度是以命偿命。重新分配责任使应当承担责任的人担当并赔偿，会使受害人感觉好受一些，更重要的是使其他社会成员的感觉好一些点。
药案中人们普遍关注，更多地从情、理、法的角度，事实上情、理、法应该是一致的。法律不外乎人情，法律依据人情而定，美国法律也是如此。不过中国的人情讲究宽容和变通，而美国法律讲究规则。
情理法的情理就是中国式的公平正义，根据公平原则和人们的常理常情，情理司法会使老百姓理解和接受，增强法律的社会支持程度。以情理来考虑法律问题，不是抛弃法律讲究情理，中国人习惯以情理为标准，要在法律范围内充分考虑情理的作用，而不是抛弃法律。俗语说天理不容、人情不容、国法不容就是说天理人情国法往往是并列的，经常会同时使用。

情：游走在本能与民意之间

我们说的情具有代表的是本能，人性的本能当然还有民情。以社会舆论为表达方式，大家公认的一些习惯风俗或者认为天经地义的一些权利，药案中分别出现过两种情况，一是支持受害方的民情，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自古如是，张妙被杀，药家鑫当然要以命偿命；另一个民意是公众怀疑药家鑫家庭背景影响法律的担忧之情。
情理是在冥冥之间对人们判断起一些作用，是民众的普遍正义感，是社会共同的行为规范，也即公理。中国古代的司法实践中提到情理的时候往往特指中国传统的道德体系。社会完美的秩序应该是情理法的结合，符合天理、人情、国法，在解决纠纷处理案件的时候都作为一些社会重要的规范加以考虑，国法有悖于人情有悖于天理的时候，应该做出灵活让步，避免国家和社会发生正面冲突。
法官在判案时会带着情理，比如本案中的受害人一方，法官必须加以同情，照顾民众的心理感情，把人伦、亲情、公共的道德准则考虑进去。最高法院民庭庭长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完全可以考虑用经验法则或者公序良俗的观念来对待这个案例。当然还是重视纠正情理对法律发生中的一些负面作用，情理并不是永远的都跟法律能保持一种很好的协调的。现在法治的最高境界是情理法的协调，为了达到这样的一种境界还需要做很多的努力，需要司法人员以合理性作为自己的一个价值标准和行为的尺度，深入了解民众的社会需求。

法：规则确定罪刑法定

从这个角度分析，在这起案件中，达到法定的罪大和恶极，被告人必须处极刑，法律如何判断“罪大与恶极”；所谓“罪大”指犯罪行为及后果极其严重，给社会造成的损失特别巨大，体现犯罪客观危害的一面，是社会对犯罪危害行为和危害后果的一种物质的客观的评价。
依照刑法第232条规定，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可见法律规定的“故意杀人罪”的罪名落在药家鑫头上，显系罪大，不再成为争议，一、二审判决量刑均为死刑。依照刑法第48条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对于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如果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可以判处死刑同时宣告缓期二年执行。所谓 “恶极”（刑法修订后改为极其严重）是指犯罪分子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特别大，通常表现为犯罪分子蓄意实施严重罪行、犯罪态度坚决、良知丧尽、不思悔改、极端蔑视法制秩序和社会基本准则等，是社会对犯罪人的一种主观心理评价。罪行极其严重的“罪行”是指决定刑罚之有无和轻重的犯罪行为及其客观危害后果，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及人身危险性则属于与刑罚的轻重相适应、影响刑事责任大小的其他因素。
“罪行极其严重”强调客观上的犯罪行为及其危害社会的后果方面，“罪大恶极”同时强调犯罪行为的客观危害和行为人的主观恶性与人身危险性两个方面。从现行修正案来看成“罪行极其严重”不能完全等同于“罪大恶极”。
“罪行极其严重”的认定标准：罪行极其严重是死刑适用的法律标准，何谓“罪行极其严重”，相关法律、司法解释没有明确，一般认为罪行是否极其严重，应坚持主客观相统一原则，不仅要看犯罪的客观危害是否极其严重，而且要看被告人的主观恶性是否极深、人身危险性是否极大。判断犯罪的客观危害是否极其严重，看犯罪性质是否极其严重，犯罪手段是否极其恶劣，犯罪后果等情节是否极其严重。
犯罪性质极其严重是指犯罪行为对国家、社会和人民的利益危害特别严重。确定犯罪性质的轻重从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行为可能造成的实际后果来确定，如故意杀人罪、抢劫罪等暴力性犯罪，社会危害程度通常要重于贪污贿赂等非暴力性犯罪。从法律规定限制死刑适用的条件掌握，故意杀人罪与故意伤害罪虽然都有死刑条款，但前者限制条件少，后者限制条件多，相比之下故意杀人罪的犯罪性质比故意伤害罪严重，因此，刑法规定构成故意杀人的，按死刑、无期的顺序排列，而故意伤害的则反向排列。刑罚规定的幅度小起刑点高的一般犯罪性质严重，故意杀人罪是从死刑、无期徒刑到10年以上有期徒刑。相反，刑罚规定的幅度大起刑点低的，一般犯罪性质相对较轻。犯罪性质极其严重的犯罪，只有犯罪手段极其恶劣、犯罪后果等情节也是极其严重的，犯罪的客观危害才极其严重。在我国刑法规定中，很多犯罪的性质极其严重，设置了死刑条款，这些犯罪的客观危害是否极其严重，能否适用死刑，刑法分则从犯罪手段、犯罪后果等情节进行了具体化。药案中，被告人的行为手段、动机、危害后果、人身危险性均达到顶极，符合法定死刑的标准要件，被告人的主观恶性极深表现为被告人对刑法所保护的非常重要的利益持极其严重的对立态度，司法实践中通常表现为犯罪分子蓄意严重危害社会、犯罪态度暴力、良知丧尽、不思悔改、极端藐视法制秩序和社会基本准则等，应受到社会最严厉的谴责。
判断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是否极大，需要综合被告人犯罪时的心理态度是否强烈、是否顽固地对抗社会，犯罪后是否悔罪、积极修补被破坏的社会关系以及平常的一贯表现等进行认定。被告人犯罪时对社会的敌意非常强烈，犯罪后不悔罪、不积极修补被破坏的社会关系，对遭受侵害的被害人及其亲属毫无歉意，说明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极大，不容易进行教育改造，药家鑫案件没有这些从轻要件事实出现，行为的客观危害严重、被告人的主观恶性极深、人身危险性极大。只有当犯罪行为的客观危害极其严重、被告人的主观恶性极深、人身危险性极大同时具备，罪行才是极其严重，可适用死刑。
从刑法分则对规定死刑条款的罪名来看，犯罪分子的罪行极其严重，并不必然导致适用死刑的结果。对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还需要综合考虑以下条件。一是所犯罪行触犯法定刑绝对确定死刑之罪，二是所犯罪行触犯法定刑中规定有死刑之罪，三是所犯罪行触犯刑法规定的“可以判处死刑”之罪，不但达到“对国家和人民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或者“情节特别严重”的标准，而且还具有其他从重处罚情节的情形。对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当触犯法定刑为绝对确定死刑之罪，在没有任何法定减轻处罚情节的条件下，当触犯相对确定死刑之罪，在具有相应的从重处罚情节的条件下，对被告人判处死刑才具有当然性和必然性。
司法实践中对“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认定方法有九看：一看：罪当判处死刑，考虑到被告人具有自首、立功、未遂、从犯等法定从轻处罚情节的，可不立即执行；二看：罪当判处死刑，考虑到被告人如实供述同种罪行，或者能如实坦白交代罪行，认罪态度好，确有悔罪表现和酌定从轻情节的，可不立即执行。三看：罪当判处死刑，考虑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或者其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地位以及犯罪后果等具体情节，可不立即执行。四看：罪当判处死刑，考虑案件系民间纠纷激化引发的，可不立即执行。五看：罪当判处死刑，考虑案件因被害人过错引起的，可不立即执行。六看：罪当判处死刑，考虑被告人确有悔罪表现，其赔偿被害方的经济损失已获得被害方的谅解，且不属于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可不立即执行。七看：罪当判处死刑，考虑被告人作案时的年龄、智力和身体状况等自身因素，可不立即执行。八看：罪当判处死刑，考虑被告人作案时系间接故意，被告人的主观恶性比直接故意相对要小，且有其它酌定从轻情节的，可不立即执行。九看：罪当判处死刑，考虑案件个别事实情节难以完全查清，在量刑时留有余地，可不立即执行。当我们回头看这起不幸事件时，不再是公正与否的问题，而是如何创制适当的规则的问题，药案中主要免死理由是自首，但全案反映出自首的事实存在疑点，两次事故的发生有时间的过渡，期间药的后续到案，只能算做坦白，自首的要件尚有争议。法官的职责是依据法律对具体案件作出裁决，为正确裁决法庭一开始就会查找相关的法律依据，司法裁决产生立法的功能，尽管其主要功能在于解决纠纷，不同的法院会有不同的方式来平衡，司法的重要性也在于考虑裁决对今后的影响，这一点确已得到各级别多数法院和法官的认同。

理：动态评析事前防范

我们就财物损失可以修复，应当承担事故责任的人赔偿费用，财产主人可能认为法律使其原来的财物又回来了，似乎是一个奇迹，好像事故没有发生过一样，但实际上也是一种浪费，无论财产的权利人感到如何满足，事情总是发生了，而且处理事故还花费了功夫，也花了钱财，如果没有事件的发生，这些钱财还可以用于其他投入，这里的问题在于法律并没有使已经发生的事件完全复原。
法律是梦是大家的梦，在损害发生之前阻止损害的发生，可能要比事后争论谁应承担这种损害好得多。法律通过付诸行动阻止不幸的发生，由此法律可以创制一项规则，减少以后类似的事件的发生，无法挽回但可以减少，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
人们需要理解和认识这样的问题，我们将阻止大量不幸的发生而不仅仅是其中的一个，法律解决问题的方式是动态看问题，不是裁断由谁来承担已经发生的不幸，而是作出的裁判要使今后发生同样不幸的可能性大为减少。如同法律对醉驾入刑的规定一样，处罚不是目的只是手段，终级目的是减少犯罪和防范交通事故对社会安全的危害。这就意味着要弄清楚该案件裁判后人们将来的行为动机是什么，如果法庭说被告可以不死，则自此以后再遇到交通事故时，驾车人就会用同样的方法把受伤者置于死地的动因大于抢救的动因，驾车人可能并不知道这条法规，他们也无需知道，他们或许仅仅注意到致死受害者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手段，驾车人想要的也不会是受伤者死亡的后果，现行事故赔偿中隐含撞伤不如撞死的潜规则，导致司机趋利避害少赔偿，免得无底洞式的掏钱，才有如此令国人难堪的怪念头，一旦有人被撞，后果可能是难料的。如何才能引起将来更多的人防范，减少受害者被置死地的可能性，这正是动态司法的考量所在。
司法实务者分析法律效果通常有两种方法，静态分析法和动态分析法，可以称为事后分析法与事前分析法。静态分析时各方的地位已经确定了，动态分析时要看案件的处理对类似事件的效应。应用事后分析方法，按照这种方法需要在一个案件发生后对其考察，决定做什么或者如何把他摆平。事前分析法则需要往前看，考虑这个案件的裁决对将来会产生哪些效应，对类似事件中所涉及的各方，尚未决定将来做什么，将来的选择可能会受到该案法律裁决的影响。法庭会同时采用这两种分析方法，运用两种分析法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法庭裁决是解决当事人的纠纷，或为他人创设一种将来遵守的规则。大多数法官会用动态分析法，因为人们通常总是在应用事后分析法处理问题后才会考虑到这种方法的优劣。静态分析方法大都着眼于过去寻找解决纠纷的办法，完全不关心案件的裁决对将来的影响，只关心谁会胜诉。从长远角度出发，因为他需要处理很多这类事情，法官会关心其创制的规则，法官必须考虑静态与动态两种后果。美国最高法院裁判中表述“在这类特殊的案件中，判决的结果可能显得无情、不公正，但是如果不如此判决，就等于鼓励更多的犯罪分子采用类似暴力手段，在将来也就无法保护更多的人，这种后果我们无法承受”。当一个案件中存在诸多因素时，更倾向于事前分析法，从事前角度分析，先想象哪方会胜诉，然后再想象一段时间后各方会怎样想，当各方获知法庭的裁决结果后，将会实施那些不同的行为。可以想象在本案中当张妙家人获知裁决结果后会有何态度，当然现实社会中，我们最为关心的并非当事人的动因，而是众多的司机和潜在的受害人，从中归纳出普遍的结论。事前分析的另一方法是想象一下立法机关面对这样的案件会做何考虑，法律并非解决已经发生的个别纠纷，立法者或司法机关考虑规则时，可能不太会受到个案公正问题的影响，权威大于公正，它的职责在于从事前考虑各种行为所产生的后果，然后基于此确定适当的规则。被告人处极刑的原因与被告人拒绝救助事故受害人导致死亡是一样的，如何知道今后不再发生类似的事情，判处这样的被告人缓刑的话，不仅仅是会再次发生这类事件，而且会发生更多的这类事件。